在西藏文明發展史上，語言學是藏族傳統五明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稱為sgra rig pa,即聲明。學界經常從實用和規則的角度來闡述其定義，即語言學是糾正話語錯誤，消除語言障礙，以使人類語言和書面創作規範化的學科。這是歷代藏族學者對語言學的普遍性解釋。可以明確，藏族的語言學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和傳統，有適合自己語言實用規則的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和理論來自于古印度語言學家的成就。但是，當研究藏語的學者們發現梵文和藏語之間的明顯差異，發現梵文語法和規則不適合用來描寫和解釋藏語時，這些本土的和來自異域的語言學家們選擇了新的途徑：揚長避短，對梵語語法做徹底的深度剖析和全新的改頭換面，使之適用於藏族語言實際，並且不斷使其理論和方法趨向本土化，最終形成了建立在梵文語法基礎上的新的藏族語言學科體系。因此，我們既強調藏族語言學是古印度語言學的承繼和發展，又強調它是一門獨立的和自成體系的學科。
從廣義上講，傳統意義上的聲明，還囊括經常所說的小五明，是一個很寬泛而且獨立的和重要的學科概念。從這個角度看，除了語言學本體研究物件－－梵文聲明、藏文文法外，傳統的語句韻律學、正字法、修辭學、詞彙學（以辭藻學和古今辭彙比較為主）、戲劇學等，也是藏族語言學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尊巴次成仁欽《十明文化概要》（Rig gnas bcuvi rnam bzhag）民族出版社1989年印本）。從狹義上看，藏族語言學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專門研究古印度天城體語言的梵文語法學，即闡述書面創作所需語文不共三支----梵文的文體性質（byings或者rang bzhin）、結構（rkyen）和組合變化規律（或屈折形態變化，rnam vgyur），稱為聲明(sgra rig pa),是古印度梵語（Sanskrit）的專門語文學，已有論述，不在贅述。
其次是研究藏族語言文字和語法問題的 “傳統文法”。它是以七世紀藏族語言學家和吐蕃王國的丞相吞彌桑布劄的《文法三十頌》和《字性論》為基礎，描述藏文的格語法、虛詞、動詞形態變化、字性音勢以及組合搭配等語法規律的學科，通稱為符號交際學（brda sprod rig pa）。不管是梵文的，還是藏語的，有可能因為把文字和佛學緊緊地聯繫起來，藏族傳統的語言學因而成為以書面規範語言為主要研究物件的傳統文法學理論。當然也不乏譬如薩迦索南則摩、司徒確吉迥乃等注重記錄和研究口語基礎上的標準語的學者。
作為符號交際的輔助學科，藏傳五明學家也把正字法（dag yig）歸類為傳統語文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分析和敍述語言學問題時，常常習慣將文法理論、語音性質、正字法三個部分合為一體，謂之“sum rtags dag gsum”。
從聲明理論在藏語研究中的實踐和應用，到今天已經經歷了600多年的歷史。在如此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由於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的發展、變化，歷代學者對書面語和口語的研究也都積累了相當的資料。對傳統語言學而言，這個演變過程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或者步驟：
上古語言學時期、中古語言學時期、中世紀語言學時期、近代語言學時期。
（1）上古語言學時期――古代象雄文明時期，為古代藏族文明服務的象雄語言學。在Legs bzhad rin bo chei gther mstod中和南喀諾布先生古代象雄和吐蕃文明史等資料中有介紹。後世傳播的《brda sprod nyi shu bdun pa》可以看作是這個語言研究傳統的承繼和發展。雖然被賦予教派色彩並使其傳播有所局限，但作為語言科學的歷史文獻以及一個未曾遺棄的語言學派，其價值絲毫不應該否定。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還能夠透過其對言語事實的描寫和規則概括，常常認識到一些關於一個公認為死亡了的古文明載體－－象雄語言文字的局部知識。
（2）中古語言學時期――桑布紮文法時代：吐蕃梵文和藏語語法並行時期：這是藏族語言學家學習和靠近古印度語言學，繼而套用其理論和方法，建立符合藏語的規範文字和語法體系的階段。吞彌·桑布劄是這個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他的語言學著作和創制的新規範文字，是藏族語言學發展史上不朽的里程碑。這位“藏文之父”的功勳，對吐蕃贊布來說，是為了提升日益強盛的吐蕃王朝的威望和勢力，也有可能是為了擊跨敵對勢力的文明傳統---象雄文明，樹立吐蕃文化的新旗幟。對雪域高原的人民和遠遠不斷的文明長河來說，“語文功臣”的美德更是無以倫比。 吞彌在印度學了13年，回國後專門安排在拉薩附近的瑪茹宮，系統地分析、研究本族語言的語音系統和語用規則。國王肯定提供了這些語言學家---吞彌和他的助手們---所需要的全部便利和服務。通過篩選當時古印度的各種語言和文字，這位元聖賢決定選擇文字學和語法學高度發達、字母系統相當完善的古代印度文字做基礎，依據故地雅隆或者新址拉薩的中古藏語語音特點加以改造，去掉不需要的音素字母，增添幾個新的音位字母，成功地“創制了一套基本上反映當時藏語語音面貌的拼音文字，用於記錄藏語，從事翻譯和著述，留下了浩瀚的文獻典籍”（戴慶夏主編，1998年《二十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書海出版社： P69）。與這個新創文字相配套，吞彌創作了8部語言學著作，絕大多數在與文明衝突中銷毀或者其他原因失傳，傳播至今的主要著作是《文法三十頌》和《字性組織論》。前者側重講解藏語輔音和母音之分類、格語法、虛詞的語法範疇和歸類等；後者則是8部根本著作之第二篇第六章，重點探討語音結構、字母搭配、動詞屈折變化規律，名詞和動詞的語義句法關係等。二者發展為藏語語音和語法研究系統的核心。
吉·曲周的《聲明八卷》、在吐蕃王室支持下大譯師噶、覺、象三位編纂的《翻譯名義大集》、《語合二卷》，等，還為我們保留了更多可貴的語言文獻。9世紀中葉，佛教和印度古文明遭受重大劫難後，同時導致吐蕃王室的四分五裂而很快得到重新在西藏本土崛起的機會。地處後藏的古格王國成為佛教發展的重鎮，所謂佛教後宏期的代表譯師仁欽桑布等推動了語言學科的傳承和講學，班智達彌底·占貝冶西創作《smra sgo msthon cha》，進一步補充文法和語音理論。針對西藏語言的發展實際，俄譯師著《常用正字法》，開始取消書面記錄中的次後置輔音－d以及音節輔音尾小“阿”（v）,樹立了藏傳語言學敢於突破前人、注重記錄口語事實的典範，也適應了更通俗地傳播和發展佛教文化和精神的社會需要。
（3）中世紀語言學時期――言語學的確立和發展時期：這是以學科理論為前提，從佛教理論和教義的需要出發，全面的研究和傳播梵文語法，並獨立記錄和分析藏語的階段，也是語言學科本土化的重要歷程。十二、十三世紀，藏語方言的劃分日趨明顯，薩迦·索南澤摩（1142－1182）著《藏文讀法啟蒙》，對標準藏語語音進行描述，奠定了基於佛教文化的標準藏語（chos skad）形成和延續的理論基礎；其後，13世紀時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著《啟蒙釋文－－利蒙》、《正字拼讀寶海》，把語言研究推廣到更高的層面。他們對藏語複輔音的結構、讀音及語音特徵所作的描述，為今人研究斷代語言提供了全面的語言科學資料。
隨著佛教的大規模傳播和寺院經院教育的空前發展，聲明理論的講習和研究得不斷得到重視，佛教學者巴內明、因明和聲明的知識積累提高到同等的位置，納入佛教高等教育的正體體系，西藏的語言學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最優秀的語言學者莫過於噶瑪司徒：名司徒·缺吉迥乃，這位精通梵文的17世紀學者，先後赴印度、尼泊爾等諸多外域，全面研究古印度聲明。經與印度、尼泊爾學者校勘，重新翻譯了該部〈聲明月八戒論〉和〈聲明妙音論〉。尤其對月八戒論所做注疏，深刻剖析，準確無誤，勝過印度學者之解釋，被譽為箴言至寶；該作名〈司徒聲明廣注si tu sgra vgrel chen mo〉，共計三大卷，收入其全集，至今留傳。在當時政府高官的宣導下，他近14年連續游遍藏區中土邊疆各地，深入調查研究藏族的語言和交際符號語法，於36歲修改完成初撰于30歲時的著名語法學著作《司徒藏語文法詳解》（garma si tuvi sum rtags vgrel chen mkhas pavi mgul rgyan mu tig phring mdzes。）他對土彌桑布劄著作作了詳盡的解疏，是講解藏語文法的“三十頌”和“字性組織法”的權威著作之一。其聲明廣注和藏語文法詳解，被稱為兩大司徒符號交際學著作，在藏族傳統梵文語法和藏語研究中佔有很高的地位。五世賽朵·洛桑次成嘉措,也是藏族傳統語言學的集大成者，對歷代學者的語法著作做了周密和嚴謹的比較，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上個世紀，整理者還根據其著作第一次使用一目了然的表格形式分類各種語法現象、語音搭配形式和詞語變化規則，成為現在多人參考和引用的直接成果）。俄曲·達麻巴紮、覺頓·仁欽紮西、紮德·仁欽東珠等，也同樣是優秀的藏語語言學學家。
通過德格版、納唐版、拉薩版、北京版《甘》語言學部分，毛爾蓋·桑木丹、才旦夏茸的歷代語言學名著索引等，我們能夠全面地領略到這些先輩語言研究的驚人成就。
（4）近代語言學時期－早期描寫語言學的產生和發展時期：這是在記錄和分析藏語言語事實的基礎上，確立和鞏固本土化現代語言學的嘗試階段。以根登群培為代表。他在英國的亞洲皇家研究院服務起，接觸並嘗試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引進藏學領域，對七世紀藏語語音系統、藏文的起源、斷代複輔音特徵、標準藏語的形成和書面優勢、藏語方言的分佈等進行初步和零星的分析，以開拓本土語言研究的歷史比較手法及共時語言描寫，但因其早年逝世，後無從者，故這個新領域的成就不及傳統文法研究。
對於傳統語言研究的賢哲，筆者淺顯的知識雖然不及評論，卻為了清楚地認識、瞭解西藏語言學的悠久傳統和成果，初步列了一個“歷代藏族語言學大師排行榜”，只是推薦10位有代表性，絕對不是標榜一部學者、磨滅一部分學者。排名也只是以歷史先後為順序，希望以後進一步的整理和推薦，以求開拓高原民族語言研究的天地：
1、吞彌·桑布紮
2、吉·曲周
3、彌德（是個傳奇式的印籍學者）
4、薩迦索南孜摩
5、薩迦班智達
6、噶瑪司徒
7、紮德仁欽東珠
8、賽朵
9、章嘉·若必多傑
10、根登群培。
對於現代藏語的研究，我們將有更多直接和現實資料和報導，所以，這裏涉及的界定在歷史的和傳統的語言研究層面。包括丹巴嘉措、察珠·阿旺洛桑、毛爾蓋·桑木丹、才旦夏茸、南喀諾布、措如·才朗、日本的稻葉正就（西藏語古典語法學，法藏館），以及各大院校、研究院和寺廟的聲明和語法專家、當代語言學專家，顯然更是我們需要瞭解的，只是不為本文所側重的。
西藏傳統語言學的發展，雖然不為外界所瞭解，甚至沒有能夠在現今所著的語言學史論作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其傳承梵語語法、發展本土研究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是我們研究藏語乃至親屬語言語音歷史的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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