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速記應用的歷史、現狀、問題及建議（葛繼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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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速記網編者按：
    本文原系我國速記界老前輩葛繼聖教授為紀念中文速記創始100周年撰寫的一篇學術論文，發表於1996年《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總第67期）。事先《學報》編輯部曾與著者約定，將這篇當年我國速記界唯一的一篇總結性論文在北京中央黨校舉行的速記百年紀念活動會場分發。但以後由於印製出版的延誤，未能實現，原文複印件在會後送請速記界部分學者參閱。今年是中文速記創始110周年，中國中文資訊學會速記專業委於2月8日舉行的常委會議上作出決定，將在北京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
    中文速記在我國速記界元老唐亞偉教授發明了第一部（電腦）速錄機以來，1996年在中文速記100周年紀念大會上向公眾首次亮相作了示範表演，中文速記的應用開始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發展階段。速錄是速記的延伸和發展，它在實際應用中，除了使語音直接顯現為文字外（當然對中文“手寫”速記而言，這已是根本性的轉變），但是對漢語速記能否為文學創作服務、漢語語、文不一致，以及如何解決中文同音字（詞）的問題，則至今仍受速記（錄）中的“瓶頸”困難所制約。現在重新發表這篇十年前所寫的論文，仍有不少可供我國目前從事速記（錄）學科的學術研究學者和廣大的速記（錄）工作人員參考借鑒之處。

中國速記應用的歷史、現狀、問題及建議
——紀念中文速記創始一百周年
葛繼聖

    [提要]1910年中文速記創始人蔡錫勇之子蔡璋開始在清政府議會正式應用速記術為議會民主服務，歷經民國、北洋政府國會及南京政府立法院，以迄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文速記在應用上主要為在中央黨政機關及國家間外事會談服務。至於以速記術為文學創作及民間一般性商業應用服務，在中國則迄未實現。論文對此及漢語速記的同音詞問題作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速記列為高校秘書專業的必修課，民間涉外商業興應用更有所擴展，文章也對此作了分析說明，並建議應大力培養適應高校速記教學的師資力量。

    [關健詞]中文速錄  應用  師資  分宜  符號  歷史  現狀  建議

    [說明]本文作於1996年，原載《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總第67期）第59頁。

    中文速記自1896年蔡錫勇撰成《傳音快字》由湖北官書局鐫印出版以來，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中國速記界正在準備盛大熱烈的慶祝活動以紀念先輩蔡氏的開創性貢獻。一百年來，中文速記在應用上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績，應用的現狀如何，還存在哪些問題，它的發展方向如何，這是值得我們作一番認真的總結的，本文擬就此作初步的探索，並就正於速記界以及有關學科方面的專家學者。

    　一、中文速記的早期應用
    　1910年清廷為籌備實行所謂“君主立憲”開設了議會（資政院即一院制國會），同時並在各省設立諮議局（省議會），需要大批速記人員。當朝廷瞭解到我國此時已有中文速記術發明，決定徵召在湖北辦洋務實業的蔡璋（蔡錫勇之子）進京，成立資政院速記學堂，任命蔡璋為總教習（校長）兼資政院速記長；公開招考了一批文理通順品行端正的青年學習中文速記術（此時《傳音快字》已由蔡璋加以補充修訂，易書名為《中國速記學》，成為我國第一本學習中文速記的教科書）。這個速記學堂前後一共培養了200多名速記員，除了部分分發到各省諮議局外，其餘隨蔡璋在資政院擔任速記工作。
    　不久，辛亥武昌起義，二千年來封建專制王朝被推翻了。一度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很快又將政權移交給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旋即在北京成立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及國會，儘管當時的國會議員被譏諷為“豬仔議員”，但議會終究還是掛著一塊“民主”的招牌，此時蔡璋帶著他辛勤培育出來的中國最早一批速記員，並繼續以議會速記長身份為北洋政府的議會民主政治服務。
 　　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蔡璋率原北洋政府的一批速記員南下，與原在廣州的南方革命政府的速記員（主要使用當時流行於省、港一帶的張才式速記）合流，立法院代替了國會，蔡璋本人又三任速記長。此後，蔡式速記逐漸淘汰，退出了（中國速記的）歷史舞臺。從20年代到40年代，中文速記出現了汪怡、楊炳勳、張邦永、唐亞偉等多種方式，並各領風騷。
    　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一時期中文速記的應用主要仍局限於國民政府五院中央國家機關一級。
    　速記術在中共黨內的應用可以上溯到30年代中期。1937年一名知識青年張霽中（今瀋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攜帶了一部汪怡簡式速記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在老區撒下了速記種子。此後中共領導人的講話開始利用速記記錄，著名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即為其中之一。
      192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原稿，現保存在中央黨校，尚未譯整。“六大”的速記錄原稿究竟是哪種中文速記方式或是某種外文速記尚待判定，如能全部整理出來，這對於黨史文獻資料的研究，必將填補一項重大空白，對中共黨內開始利用速記的時間更可上推到本世紀20年代。（已判明為俄語速記——補注）

    　二、人民共和國時期的速記應用
    　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速記的應用雖較舊中國時期有較大的發展（50年代初、還一度形成學習速記、應用速記的群眾性高潮）但是由於受到漢語語文不一致、方言複雜等根本性因素的制約，主要應用仍局限在國家機關內部的會議報告等的記錄，省市以下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群眾團體等組織仍未有普遍應用。今天速記即使像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這樣的最高民意機關也沒有達到西方發達國家、日本那樣的應用程度（這兩個單位主要使用錄音記錄）。據日本原國會速記師池田朝子女士在北京速記協會舉辦的國際速記學術座談會上的介紹，日本國會眾議院在第一線工作的速記員就有120名之多。建國以來，党和國家領導人在一些重大會議上的講話，大多事先寫就文字稿，真正需要臨場記錄的機會並不多（在很多場合使用了錄音），某些重大的政策問題、學術問題的討論記錄，基本上依靠錄音整理。只有在國家級外事會談中，因限於國際慣例——不許錄音，才使用手寫速記記錄。這一方面，我們現在從中央電視臺的新聞節目中仍可以看到，國家領導人在會見外賓時，身後都有兩位工作人員（翻譯與速記），在進行工作的情況。這是周恩來總理早在建國初期就指示外交部這樣作的；並且還規定翻譯人員也必須學會使用速記；以保證國家領導人與外賓會談時，能全面瞭解外賓的意見（即應先按外賓講話的原話次序速記後再逐句譯出），避免譯員聽後只按自己的理解重行組織僅譯原話大意，從而發生誤譯、錯譯、漏譯的毛病。
    　譯員會使用速記一事至關重要，因為國際上某些重大的國事會談，有時往往由雙方領導人先行直接秘密商談。此時，只允許各帶一名譯員參加，連速記員也不許介入，會談情況就只能完全依靠譯員的速記稿整理了。（今年5月江澤民主席訪問埃及時，即與穆巴拉克總統舉行這樣的單獨會談）

    　三、中文速記能為文學創作服務嗎？
    　利用速記口授寫作（包括文學作品和一般科學內容的著作）是近代西方國家速記應用的一個重要方面。18、19世紀以來，西方作家寫成的大量經典文學作品很多是通過作家與速記員合作寫成的。有的如英國大作家狄更斯則更是本人精通速記，直接使用速記符號起草寫作。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以描寫中國農村題材著稱的美國作家賽珍珠女士一生中的很多作品是在速記員的幫助下完成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40萬字的長篇小說《賭徒》是只用26天時間由作家口授給速記員記錄完成的。以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慘酷戰爭場面著稱的文學巨著《日日夜夜》是由前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口授給他的女速記員完成的。50年代初，中國作家協會組團前往訪問，代表團成員老作家劉白羽以《在西蒙諾夫家裏作客》為題發表於《人民日報》的長篇通訊，敍述了這部名作的創作經過，引起了中國作家的廣泛關注。作協借鑒于此，後曾一度計畫為我國作家培養一批速記人員為文學創作服務，但終以實踐效果不佳未能推廣。
    從我國的情況來說，完全使用速記記錄寫成的書，在早期中文速記應用中，一部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使用張才式速記，黃昌穀記錄）；另外一部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部學術名著是由我國已故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在他早年還是北洋政府國會的一名速記員時，記錄梁漱溟的講學稿整理而成（梁氏在該書序文中詳細敍述了邀請羅氏為他的講學擔任速記並整理成書的經過）。這兩部書應該說是我國早期速記應用的里程碑，但都不是文學作品。“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還沒有哪一部是利用速記寫成的。
    由於漢字是表意文字，使用速記已經適合於時事政治或一般社會科學內容的記錄。這類性質的演講，記錄下的口語與所構成的書面文字容易一致，而純粹口語化的文學作品（如小說）使用速記記述就要困難得多。這就是為什麼速記教學單位的學生在聽寫速度鍛煉（包括一些速記比賽）選用的朗讀材料基本上都是時政類檔的緣故。而拼音文字（一字一音，語、文一致）則沒有如漢字（絕大多數是同音字）那樣有口語與書面文字的差別，這種差別有時甚至還很大。50年代初期，筆者曾就此請教過著名作家巴金、夏衍、許傑，翻譯家姜椿芳以及華東上海作協研究室的朋友，他們表示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作家寫作習慣與利用速記記錄不相適應的困難。因為一部小說不可能一氣呵成，寫作中，作家有時沉思，有時文思泉湧，有時需要參照前文重新修改，有時要對某一句詞反復推敲，這些情況都是在邊寫邊改中出現的。如果利用速記口授寫作，只有待速記員整理成文後，作家才能去考慮為何修改的問題，這時原來文思靈感也許已經消失了。
    利用速記翻譯文學作品同樣也有很大的困難。60年代前後長期擔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翻譯局長的姜椿芳是我國俄文翻譯方面的權威專家。建國初期，他在主持上海時代出版社工作期間，曾經選了一篇契柯夫的短篇小說口述譯文由我速記，這是一次失敗了的試驗，除了前述的諸多原因外，還由於俄語的語法比英語複雜，與漢語更有很大的不同，文學作品則尤為複雜，口譯俄語的歐化文字在漢語中如何寫成符號表現，增加了中文速記的難度。
   再如某些文學作品使用較多的方言語詞（有時還因此成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例如老舍作品中的“京味”），這也使利用速記寫作成為困難。榮獲史達林學獎，以描寫東北解放區土改為中心內容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使用了大量的東北方言，筆者在50年代曾為某文學評論家在評介此書講演時擔任速記，他在引述原書東北方言文句時，我的記錄速度就大為放慢，因為那些聽起來不熟悉的方言，使我無法在筆尖立即反映出符號。（現在大家喜歡看趙本山用東北方言演出的小品，對於南方的觀眾來說，實際上並未聽懂他每句說白中的含義，那笑聲只是從演員誇張的表情動作與小品的情節中產生的）。
    在晚清近代文學作品中還曾出現過用純粹的蘇州方言寫的小說（《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等），吳儂軟語聽起來“悅耳”，寫成文字閱讀未必“順眼”，寫成符號當然更難認譯。我曾作過試驗，請人用蘇白念一段小說中的文字，速記後有半數以上符號無法譯出。何況，我國各地方言中，還有許多語言是不能用（普通話讀音）速記符號來表現的，如果用近似普通話讀音寫出，勢必更增譯認的困難。
    又如北方話口語詞，為其他地區讀者所不熟悉的，就只能寫成普通話書面詞符。如“壓根兒”，書面是“絕對、根本、完全”的意思，“棒”是高、強、大的意思。文學作品中出現這樣的詞，北京地區以外的讀者也不一定立即就能理解。還有北京話口語中大量的兒化韻，速記時為求簡潔，往往不記，在整理成文時，再根據語義寫出，記錄文學作品就不行。（北京外大為外國留學生，編印的《學漢語》課本，就以純北京話作為標準，課本中每一句話就有一個以上兒化語尾）。   
 當然，外國也有方言，標準日語東京話與北海道人講的就有區別，莫斯科與西伯利亞人講俄語也有差別，美國英語中往在德克薩斯州與鄰近加拿大的蒙大拿州人也不完全一樣，但那只是口音上輕重緩急與某些生活習慣用語的不同，並不像中國各地方言差別之大，猶如一門外語，根本聽不懂。
    我們知道，提高速記的記錄速度，必須使用大量的縮略語符，而文學作品中的方言語詞，卻不可能事先制定略符，因此中文速記記錄口述文藝作品就比西方國家的拼音文字困難得多。
    進入80年代以來，電腦（電腦）的發明完善，中國作家已開始利用電腦寫作，由於這是由作家本人直接操作的，電腦代替了作家的筆，這比利用速記需要作家與速記員共同配合更進了一步。但是根據報導，這個辦法也尚未得到普遍推廣應用，有時存儲在電腦軟體中已寫就的多少萬字原稿，突然失蹤，有的不習慣用這樣的方法出作品（不便反復修改）等等。去年二月《文學報》刊出過老作家李准的慨歎：“我簡直要賣字為生了。”報導說，李准有二十個中篇的計畫，其中六個已成竹在胸，但就是寫不了，如果有人幫助，聽李准口述來寫就好了。報導沒有分析原因，但找不到一個能與李准合作寫書的速記員，恐是主要的原因。

    四、漢語速記中的同音詞問題
    漢字是單音節文字，一字一音。速記是用簡單符號記錄語音的。西方國家使用的速記方式符號與拼音文字的表音作用基本上一致，而漢語與漢字（口語與書面文字）之間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幾萬個漢字（常用的也有七八千個）而音節卻只有四百餘個，即四百個音節代表了幾萬個漢字讀音。因此中文速記符號雖然以詞為單位連寫，但同音詞的區別仍是一個不小的困難（雖然速記應用者可以憑藉本人的文化素養——較高的語文水平與廣播的知識基礎推知同音詞在一定的語言環境裏的含義）。語言速記學者張潮在《漢語速記的同音詞》論文中，搜集了許多不同種類而又容易產生歧義的同音詞，認為“漢語速記的功能在某些場合會因同音詞的干擾而受到局限”，所以“只要是用表音方式記錄語言的任何一種速記，都無法避免這個弱點”，對於“來源於文字因素形成的同音詞，漢語速記的任何一種方式表現它都無能為力。”由此看來，這個難題不論是拼音式或是一線一音式速記都是無法解決的。
    這種情況我國目前的新聞採訪報導或是根據講演速記整理的文章中還是隨處可見的。
    今年二月中央電視臺在一次《東方時空》欄目中報導了記者採訪香港大律師胡鴻烈的談話經過，鏡頭出現記者手持話筒提問胡鴻烈。胡在答問中說：“香港殖民地政府……”的同時，螢屏顯現的文字卻是“香港聰明的政府”。這位倫敦留學歸來的法學博士是帶著濃重的浙江口音回答的，記者錯聽了他的同音答詞。
    還有一個例子：
    一份速記世界內部刊物刊出了一位日本同行的講演。《在日本國會從事速記工作31年》是根據一篇速記記錄稿整理而成的，文中就有多處因同音詞造成的錯誤。講話提到日本國會每年歲末審議政府預算前，“大造省要準備稿件，所以大造省的官員新年後就要趕印預算材料”。接著又有“大造省財政工作報告，經濟計畫廳廳長經濟工作報告”等語。這裏的“大造省”顯然是“大藏省”（日本政府的財務部）之誤，“經濟計畫廳”是“經濟企劃廳”之誤，“廳長”是“長官”之誤。日本政府內閣各部稱“省”（它是從我國唐朝宰相辦公處所稱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借用而來）首長稱大臣（相）。各部以外其他內閣分管專業的機構稱“廳”（類似我國國務院直屬委、辦、署、局），廳的省長稱“長官”（內閣各部名稱也有與我國不同，如文部省即教育部、厚生省即衛生部等）。上文出現的錯誤，顯然是因為速記者對日本政府組織名稱不大熟悉，僅憑會場翻譯者的漢語口譯記錄下來的同音（義）詞，整理時又未仔細查對而造成的錯誤。
    出現這種“技術性”錯誤的機會雖然不多，但是它卻會造成人們對速記技術與功能的誤解。
    表意文字的漢字結構形態複雜，但卻有著極其豐富的構詞能力，幾千個常用漢字可以構成無數的複合詞、片語。這就使得一個文字能力較強的人，即使在每分鐘至多能寫二三十個單字的狀況下，直接使用漢字記錄一篇講話，事後憑藉他的理解和追憶能力，也可以把兩個小時的記錄大意整理成一篇數千字內容正確的好文章。相反，一個文化素養差，即使他具有每分鐘能速記200個音節符號的高速度，事後未必能整理出一篇符合講話原義的文章來。這中間辯解同音詞（包括符形在高速下的失真）就成為很大的困難。建國以來，由於高級速記人才的培養教育缺乏明確的目標，速記員的等級職稱的核定評審也沒有相關的政策依據，社會上對速記效果的誤解等，因此，某些重大政策問題的討論、學術報告、往往就由與會者中間文字能力較強的同志事後根據筆記再參考錄音反復播放整理成文，而不願利用速記。

    五、發達國家重視速記應用對我國的啟迪
    西方國家在有了速記技術以後，進入本世紀初，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的交往與社會活動的節奏隨之加快，手寫速記逐漸已不能與之適應，於是發明了速記機（現在從外國的影視劇的螢幕上，還可以經常看到員警、司法機關審訊罪犯時使用速記機記錄口供的鏡頭），至於新聞記者，作家利用手寫速記進行採訪著述則仍是常事。
    當今處於資訊時代，社會活動的節奏更快了，特別在一些發達國家，很多資訊已用電腦處理，有人認為速記與速記機已不能滿足社會活動的需要了。事實並不儘然。這裏就80年代末發生的在美、日和前蘇聯等發達國家有關速記應用的幾件大事來作說明。
    （一）蘇聯解體前夕，《參考消息》刊出過一則美聯社電訊，說的是華盛頓一家會議記錄公司的雇員把國家秘密會議的速記稿轉遞給蘇聯克格勃特務因而為聯邦調查局所拘捕，引發了兩國關係一度緊張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科技事業高度發達的美國，對速記的應用仍很重視。
    （二）“速記錄”一詞在俄語中具有嚴肅的法律性，前蘇共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和各門科學的學術討論會都使用速記記錄，發表的這類檔都標明是“速記錄”（如《蘇聯共產黨第X次代表大會速記錄》、《巴甫洛夫第二信號系統學術討論會速記錄》等）。蘇聯解體前夕，發生了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葉利欽，因在一次中央全會上的發言被認為是反對戈巴契夫的改革而遭致解職的新聞。這是在戈氏執政期間一次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事後，葉利欽一再否認他的發言含有這樣的內容，他要求公佈他在全會上的發言的“速記錄”，讓公眾來評論。
    （三）1988年被迫辭職的日本政府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因在國會發表“盧溝橋事件偶發論”，認為當年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不是“侵略”的言論，遭到日本輿論的譴責和中國人民的強烈批評。後來他在國會全體會議上答辯時，仍竭力為他的發言遭到誤解辯白，他要求查閱原來在國會發言時的“速記錄”予以證明。
    （據原日本國會速記師池田朝子女士在北京一次座談會上介紹日本國會關於速記與錄音的關係時說：“記錄稿的校對，現在是聽錄音。雖然有了錄音，但（日本）法律上承認的是速記稿，錄音只不過是輔助手段。”）
    從前蘇聯、日本發生的上述兩起重大的政府高層人事更動爭執的事實來看，都是由於對言論內容的解釋產生歧義而引發的，當時當事人都要求根據“速記錄”原文來作出鑒定。從中，我們也不難理解這兩個國家對速記應用的重視程度了。
    中文速記從清末開始實際應用以來，已有近90年的歷史，它歷經清末、民國與人民共和國三個時期，應用的狀況始終沒有重大的改變，局限于中央黨政領導機關內部，民間商業性應用更談不上。這是值得中國速記學者深思的問題。使用速記記錄與使用漢字記錄並沒有法律上、形式上的區別，速記術與答錄機之間的關係等等也沒有進行過專題討論與深入研究。

    六、一點建議
    中文速記教育隨著人民共和國前30年的政治運動起伏而動盪不定，至“文革”期間，唯一由國家辦的“北京速記學校”被停辦解散，至今未能複校。目前在國家機關內部是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培訓本單位所需為數不多的速記人員。各地私人辦學雖多，但質量不高，有的以辦學為幌子，達到為個人謀利致富的目的。正規的速記教育長期處於斷層。
    從中文速記實際應用的情況來看，省市以下單位與一般民間應用，以錄音代替速記是可行的，內部的會議報告根據錄音傳達或據以整理成文件，實際也這樣做了。對個別沒有錄音條件或不許錄音的場合，由受過速記技術培訓的秘書人員負責處理也是適合當前我國國情的。《教學大綱》把速記列為高等院校秘書專業的必修課的規定，可以避免某些政治素質差，文化修養又不高的人即使學速記也有不好的弊端。
    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普遍與深入，我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國際經貿文化交往日益增多，許多外國企業、跨國集團不斷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搆或直接開工廠，國內某些原來只搞內貿的企業與國營大廠也把目標轉向國外，各門學科之間，學術文化交流，都需要使用相當數量的涉外秘書協助工作。而按照國際慣例，國家間的外事會談與上述民間商務往來投資貿易商談等等，同樣不能使用錄音，只能通過譯員溝通。中方譯員（涉外秘書）的工作方式，一般都是待外賓講完一段話後再進行翻譯，此時僅憑自己的記憶理解，重新把原話譯出大意，也就難免出現誤譯、漏譯之處。因此，要求涉外秘書學會使用速記進行翻譯是適應當前國情需要而採取的一項重大教育措施。由於“文革”以來，速記教育處於斷層，我國目前能夠勝任高校速記教學的師資嚴重不足。目前各地高校開設的秘書專業大多沒有合格的速記師資，只能聘用一些過去曾受過短期速記培訓的人來任教。這些人本身的文化素質就不高，對速記學既缺乏理論知識也沒有實踐經驗，學會的一點速記技術不過爾爾，與速記有關的學科知識，如語言學、音韻學、修辭學、文字學、符號學等更是茫然無知。以其昏昏自不能使人昭昭，這樣的師資水平是不可能交出符合國家改革開放所需的能熟練運用中文速記方法的高水準的翻譯（秘書）人才來的。
    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分析表明，秘書人才在21世紀仍將列在人才需要專案中的前列。建議國家教委就我國九五計畫期間所需的秘書專業人才的數量與速記、秘書等專業學會的專家教授共同商討擬定短期培訓高校速記師資的計畫，以應急需。

[原載《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總第67期）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