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速記
工作在我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作者: 三眼獸 發表日期: 2006-04-18 14:39 複製鏈結
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人大主任 張樹德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
我接到通知，知道了曾三同志關於回憶速記工作的意見。我認為曾三同志的意見很好。我們黨中央是在什麼時候運用速記手段為黨的工作服務的？速記工作在各個歷史階段起過什麼作用？大家回憶一下，整理一個材料備查，可能是有用處的。
我曾經搞過六、七年速記。就我知道的情況是這樣：由中央機關舉辦的第一個速記訓練班是在1938年辦的，教員是張霽中。參加第一期學習的有張重、武承宗、王仲方等，還有誰記不清楚了。當時，張霽中學過速記，據說他當時還沒有入黨，請他當教員，抽調了一些黨員去學習。第一批畢業後，分配到中央軍委第一秘書室（也就是毛主席的秘書室）的有張重，到中央秘書處的有武承宗，到安吳堡青訓班的有王仲方，還有兩位同志分到陝甘寧邊區保衛處,其餘的分配到哪里,可詢問張重、武承宗等同志。當時秘書長是王首道同志，劉英同志是中央秘書處處長。
那時中央秘書處的速記工作放在文書科，只武承宗一人，還兼中央秘書處救亡室（即俱樂部）的工作。1938年底我們在中央組織部黨員訓練班畢業後，分配幹速記工作。和我同時學的有成彥文、劉嘉林、林梁方、丁香文等十幾人。我們學習一段時間後，又從安吳堡青訓班來了幾個同志，記得是丁農、謝潼關、周昆玉、孟淼齡（後叫路魯）。施鑄英不是和我們一起學習速記的，他是未去延安以前在南京學的，他原在陝公高級班學習，聽說他會速記，中央組織部就把他調來。我們用的速記都是汪怡式速記法，施鑄英用的是楊炳勳式速記法。
搞速記，沒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很難勝任，即使記錄上了，也很難準確地翻譯出來。所以，後來經李富春同志決定，先後從中央黨校、中央軍委俄語學校、自然科學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單位調了幾個同志來學習。張雲、衛文秀、唐明、張銘、傅永志、宣洪文、周恪、王進（後叫王晉）、夏鳴、杜曉彬,他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分別學習速記並做速記工作的.
那時中央開的有些較大型的會,叫我們去服務,中央西北局開會也常叫我們去.當時,為中央重要會議服務,記錄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發言，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1944年西北局需要配備速記人員，把武承宗、章岩、李梁方等同志調去，但仍嫌力量不足。另外，部隊及各抗日根據地都希望黨中央為他們輸送速記人員。中央辦公廳為準備黨的七大的召開，也需要補充速記人員。所以，中央辦公廳同中央西北局辦公廳決定，再從抗大總校、二分校、七分校、綏德中學、米脂中學調一部分同志來學習。其中，有在座的劉繼光、王賓、薛振聲同志，還有郭騰雲、劉飛霞、喬英奎、馮玉蘭、常蘭芝等同志，共40多人。這次學習是統一訓練，按需要分配。訓練班由張重同志專職負責，章岩等同志任教師。
1944年，陝甘寧邊區經濟狀況雖有很大好轉,但因被敵人封鎖,具體困難很多,這個40多個人的速記班遇到的困難也不少.除了調人、選人難外，經費也困難。當時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已搞了幾年，任弼時同志和王首道同志給我們出了個主意，他們說低潮駢找一個賀老總（賀龍同志），他不是兼任西北局財經辦事處主任嗎？請他給你們發點錢，弄點衣服。我就去找賀老總。賀老總非常痛快，對我們的要求全答應了，幾十個人的經費，要多少給多少。訓練完了，有一部分同志到本北局，一部分同志到了中央辦公廳秘書處，有幾位到了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部（或政治部）。薛振聲、王濱、劉繼光、郭騰雲、劉飛霞、馮玉蘭等人到了中央辦公廳。薛振聲、劉飛霞、同志後來隨林楓同志到晉綏。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劉飛霞同志又隨林楓同志到東北。章岩同志、喬應奎同志也從延安到了東北。喬應奎、劉飛霞到東北後都改了行，劉曾先後任佳木斯市市委書記兼市長，現在改名叫劉華。1978年我到佳木斯時，還見了他一面。喬應奎在遼寧省勞動廳任副廳長。中央東北局的第一個速記訓練班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由章岩主持辦的，訓練了一、二十人。王晉在中央冀察熱遼分局也辦過一個速訓班，有20來人。這兩個訓練班的學員畢業後大部分改了行。如章岩同志本人做了統戰工作，現任遼寧省委統戰部長、政協副主席；王晉則做了宣傳工作。冀察熱遼班的左本秉，現任廣東省財委副主任；趙忠在江西任廣播局局長；余光同志曾任過遼寧日報總編輯。這些訓練班學習的都是汪怡式速記。中央東北局在抗美援朝開始時辦過第二次速記訓練班，負責人是李秀潔，學的也是汪怡式速記，其中有好幾個同志後來分配到國家計委工作。
速記大批地、大量地使用，是在1939年之後。使用有幾種形式：
第一種是為大會記錄，記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我記得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憲政運動促進會上的講話是張重同志用速記記錄的。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毛主席的整風報告和《反對黨八股》，是我和周昆玉記錄的。毛主席講《反對黨八股》時，提綱只有兩頁紙，列了八個標題，帶著一本《聯共黨史》，如果當時不用速記記下來，就不會有詳細記錄，而只能請毛主席另寫了。據我記憶，我們整理後，一稿交王若飛同志整理，王若飛同志改了以後送喬木同志，最後由毛主席修改定稿。
第二種是記錄各種中小型座談會。1944年，為清理王明路線影響，中央曾分別召開過各種各樣的“山頭”（根據地）會議。當時準備參加黨的七大而到延安或調延安學習、或本來就在延安工作的各“山頭”的主要負責人大部分都在延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各“山頭”、抗日戰爭時期的“山頭”都坐在那裏總結經驗。這種座談會的記錄任務很繁重，記錄難度也大，再加上有些人的口音不太好懂，如譚余保同志是湖南茶陵人，口音很不好懂，他講話又快，他的發言就不太好記。在這種座談會上，你一言，我一語，發言生動，會場活躍，但記錄卻很難。不過記錄雖然不太全，但總還是記下來了。這些記錄稿，為黨積累了一大批重要的歷史資料。
最後一種是為領導同志起草文稿服務，就是由負責起草的領導同志口頭講，我們記錄。我記得康生的《搶救失足者》是周昆玉記的，但後來康生把他也給“搶救”了。康生這個講話後來還印成一本小冊子.還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稿是任弼時同志負責的。這是1944年4月12日毛席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之後的事。當時任弼時同志把我叫到辦公室，他口述我記錄，記了整理出來。後來這個檔經過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反復研究修改，搞了一年多，到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才定稿。還有彭老總（彭德懷同志），他身體不好，大約是1944年，他從前方回延安，要總結華北工作，他把王晉找去，他口述，王晉記，記了整理出來交給他看。前一時期，有位整理彭老總傳略的同志和王晉很熟，把這個材料找出來一看，認出是王晉的筆跡。
在各種場合用速記記錄過的重要講話很多。如毛主席的有：在內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在陝甘寧邊區文聯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在延安民眾討論大會上的講演、《關於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上關於領導方法的講話、關於學習聯共黨史六條結束語的講話、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為人民服務》、黨的七大閉幕詞《愚公移山》、關於抗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等等；劉少奇同志的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42年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上的講話、在黨的七大的講話和修改黨章的口頭報告等等；周恩來同志的有：在中央黨校二部學員開學典禮會上的講話、關於黨的六大問題在中央黨校的講話、歷次從重慶回延安後在幹部會上關於形勢任務的報告、在黨的七大的講話等等；朱德同志的有：1941年以後在各種會議及群眾團體代表會（如陝甘寧邊區回族|代表會、延安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會）的講話、黨的七大口頭講話等等；任弼時同志的有：從蘇聯回國後給延安幹部的報告、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上的講話、在黨的七大的講話等等；陳雲同志的有：1942年在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上的講話、在黨的七大的講話等等；葉劍英同志的有：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多次形勢報告和在黨的七大的講話等。
時間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但當年中央領導同志講話時的情景，有不少我仍留有很深的印象。如：黨的七大召開之前的一段時間，鐵托的遊擊隊打了很多漂亮仗，美國人、英國人也很稱讚。朱德同志在七大講話時就說，鐵托同志的確幹得好。在講到我們的情況時，朱德同志還詼諧地說：“我們的人更多，仗也打得好，不但是鐵托，簡直是“鋼托”。葉劍英同志在七大講話時沒有詳細講稿，開始講得有點拘束，他說我過去講話從來沒有這樣激動和緊張過，今天怎麼會這樣，真是見鬼！·
還有一件事，在我的記憶裏留下的印象也很深。時間大概是1944年秋，延安審幹的甄別工作基本結束，延安大學開學，毛主席親自到會講話。因為延大的師生中有不少同志在“搶救運動”中被“搶救”錯了，有些同志對這種審幹辦法很有意見。毛主席完全瞭解這種情況，所以他講話開頭就說，今天是開學典禮大會，也是“脫帽”典禮大會（指在審幹中錯誤地把一部分同志當作國民黨特務審查，給戴了帽子）。我們審幹是必要的，但也審查錯了一些人，我代表中央向大家賠禮道歉，對不起大家。說著還鞠了一躬。同志們聽毛主席這樣講，感動得熱淚奪眶而出，全場頓時爆發出熱烈的鼓掌。毛主席還用京劇《古城會》打了個比喻。他說關公為尋劉備，封金掛印從曹營出來，過五關斬六將，沿途打仗，鞍馬勞頓，好不容易到了張飛佔領的古城，張飛卻緊閉城門不讓他進城，說他投降的曹操，又到古城來搗鬼。因為張飛不知道關公過關斬將的情況，所以在關公斬了追趕關公的蔡陽後，張飛就趕快接他進城，並且接連向關公賠不是。毛主席說，張飛當時不讓關公進城，這也是“審幹”。張飛同關公在徐州失散後，關公確實被迫到曹營，還幫助曹操殺掉河北名將顏良和文醜。在這種情況下張飛怎能信得過關公呢？不讓他進城就是要審查他這段歷史，這是很強的原則性嘛！後來關公斬了蔡陽，張飛的懷疑沒有了，就趕快請他進城，還賠了不是，這是實事求是。你們看，張飛這個人又講原則性，又講實事求是，還有自我批評精神。講到這裏，會場歡騰，又是一陣雷鳴般的掌聲。在這個講話中，毛主席還著重講了共產黨員、革命幹部要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這樣一個思想（毛主席為悼念張思德同志做的那篇《為人民服務》講話，時間是1944年9月8日，這兩個講話哪個在先哪個在後記不清了。在同一時期直至黨的七大時，少奇同志也多次講話闡述過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這個思想）。大約是1943年或1944年。毛主席還講了一篇辦好壁報和黑板報的講話，講的很精彩，我們也記錄了，不知記錄稿保存下來沒有。
總之，從1939年一直到黨的七大以後這很長一段時間內，速記確實是發揮了作用。差不多對當時中央領導同志在各種重要會議上的講話，都用速記作了記錄。當然，這些記錄稿有的採用了，有的沒有採用。但即使這樣，如能把這些記錄保留下來，應當說是非常珍貴的資料了。
還有1942年審幹，對有些人（如吳奚如、李國華等）的問題是在小範圍內討論的，主持人是彭真同志，參加的有黃火青、郭述申、古大存、宋時輪、劉芝明等同志。這樣的會我們也去記。會議涉及許多地名、人名以及時間等等，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或不熟悉，腦子一不集中就記不上。有時腦子集中也不行，因為發言者說的許多事情我們一點也不清楚，非常難記。大報告比較好記。聽不清楚的還可以在事後問問。但那種小型座談會，你一句我一句，如果記不上，事後問都沒法問。
党的七大時，記錄科長是廖魯言。記錄科下設一個漢字記錄股，由劉秀峰同志負責，參加這個股的有張仲實、馮弦、徐明等同志。還有一個速記股，由我負責，參加這個股的有當時速記室的全體同志。速記股同志記下來，漢字記錄股同志給核對，有時給改一下。劉少奇同志給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報告，我記得是由施鑄英和我（好象還有別的同志）一道去記的，時間是在1939年7月，地址不在馬列學院，是在中央黨校禮堂外的廣場上。當時，我剛學會速記，有很多話我記不下來，施鑄英同志記得比我好。少奇同志有個秘書叫劉曉（不是建國後任駐蘇大使的劉曉同志，是一個同名青年），他把少奇同志的親筆改稿給我看了一下，儘管我記得很不好，少奇同志還是在記錄稿上很仔細地做了修改，有很多段落幾乎是重新寫的。
大概1945年以前，陝甘寧邊區召開的許多重要會議，如陝甘寧邊區黨代會、高幹會、群英會等，我們都參加了。開始多半是我和周昆玉、施鑄英去的，後來張雲、衛文秀、章岩、唐明、李梁方、丁農等也參加了。丁農現在蘭州鐵道學院。
那時我們這些人還不太安心於速記工作，覺得前方鬥爭熱熱鬧鬧，我們那時都還是青年，想到前線去。記得任弼時同志當時向我們講過這樣的話，他說：“你們做的這個工作，對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建設是很重要的。現在，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毛主席的講話很重要，他又沒有時間完全寫出來，他講，你們記下來並整理出來，他抽時間改改，可以節省他的許多精力和時間。朱老總也是一樣，他講了你再叫他寫，他也擠不出那麼多時間來。”張聞天、王首道同志也講過類似的話。
戰爭時期，領導很忙，不象現在開會照稿子念，而是擬個提綱就講。毛主席在中央黨校作的整風報告，提綱很簡單，完全是即興發揮。他的講話深入淺出，既深刻又生動詼諧，聽的同志幾乎是從頭笑到底，不斷地熱烈鼓掌，笑聲和掌聲交織在一起。他的講話在發表時，有些重複的話和批評教條主義的尖銳措辭去掉了。毛主席語彙豐富，成語典故的運用張口就來。比如在《反對黨八股》中講到有些文章寫的空而長時，他說：“長、長、長，中國有條揚子江”，這話在發表文章時去掉了。還有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作《學習與時局》報告時，也只是一個簡要的提綱。這個講話，講了黨內鬥爭的方針，講幹部要放下包袱，開動機器。當說到現在有些人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思想上有這樣那樣的包袱時，毛主席說，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包袱，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包袱，工農幹部有工農幹部的包袱，知識份子有知識份子的包袱。他說他在青年時，在《申報》的報屁股上看到過一幅漫畫，有三個駝背各提著一盒禮品，上面有一首打油詩：：“郭駝提盒去探親，李駝相遇問原因，趙駝一見哈哈笑，而今世上少直人。”這首詩，在文章發表時去掉了。這個講話，我記得也是我們整理後送給喬木同志的。
還有，那時開始研究黨史，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毛主席講到歷次黨代表大會的情況時說，一、三、五次黨代表大會他參加了，二、四、六次黨代表大會沒有參加，於是，他便順口說出“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毛主席講，史達林領導寫聯共黨史時對普列漢諾夫的功績寫了一段，我們中國黨寫黨史是不是也要寫一段陳獨秀，講講他的貢獻，“五四”運動時他是扛旗的嘛！毛主席還說，陳獨秀這個人架子很大，在黨內也是一個人說了算。
有一段時間，領導上覺得我們工作很辛苦，會議多，記錄任務重，記一個小時就得翻譯三個小時，夜裏經常加班加點。張聞天同志看到這種情況，很關心我們，他說：“你們可以向請你們記錄的單位要報酬，記一個小時每人要2元錢。”西北青救會開大會時，韓天石同志是大會秘書長，我們按張聞天同志的意見去要錢，韓天石同志說，邊區財政廳說不給錢。以後任弼時同志說：“不必要錢了，你們晚上加班，給你們搞點夜餐吧！你們要錢，還不是吃了？乾脆給你們發吃的吧！”
關於速記起過什麼作用，特別是在戰爭年代起過什麼作用，大家回顧回顧有好處。建議在北京的同志搞個提綱，便於大家根據它來回憶。時過境遷，而且年代已久，有的忘了，有的記的不准，有個初稿，可以啟發大家回憶、補充、修正。
（本文是作者在中央辦公廳召開的速記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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