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速記發展簡史

我國的速記從1896年蔡錫勇、沈學開始創案到1996年整整跨過100個年頭。1986年8月和1996年8月都在我國的首都北京中共中央黨校隆重舉行了“慶祝中國速記誕生九十周年學術交流會”和“紀念中國速記誕生一百周年學術交流會”。在這兩次盛會上，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學術交流和手寫的速記比賽與電腦速記（1996年）的比賽，這是中國速記歷史上最有意義的、最值得回顧的兩次盛會。 　　在“紀念中國速記誕生一百周年學術交流會”上，全體代表一致公認我國的速記應該從1896年蔡錫勇發表的《傳音快字》、沈學發表的《盛世母音》（又名《天下公字》）和力捷三發表的《閩腔快字》作為我國速記的紀元年。 　　1896年(清、光緒22年)，正值我國文字改革的切音運動時期。這一年出版的切音新字方案有上述三種，其中最有代表性並正式轉化為速記技術的並傳播到後世的是蔡錫勇的《傳音快字》。 　　蔡錫勇，字毅若，福建龍溪人(1850－1898)，他在京師同文館畢業以後，隨陳荔秋出使美國、日本、秘魯等國擔任參贊職務。他在美國華盛頓工作的四年中，留心考察當地的文化，發現有一種“快字”（即指速記Shorthand）每分鐘能寫200多字，可以詳盡地記錄人們的講話，感到十分驚奇，於是便進行了研究。他回國以後，參照美國淩士禮（Lindsley）的速記法，結合我國的《音韻學》寫成《傳音快字》一書，於1996年（光緒22年）在武昌出版。 　　當時創作《傳音快字》的動機，並不是為了解決漢字書寫速度的問題，而是把它作為一種文字的改革方案提出來的。“19世紀90年代，繼盧戇章創制‘切音新字’之後，還發表了四種拼音文字方案，這就是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力捷三的《閩腔快字》和王炳耀的《拼音字譜》。這幾種方案都是受歐美速記符號的影響而仿製出來的速記符號，因此，這幾種方案屬於速記符號式。（摘自張志公主編的《現代漢語》331頁）”　　蔡錫勇在《傳音快字》的自序中說：“嘗念中國文字最為美備，亦最為繁難。倉史以降，孽乳日多，字典所收四萬余字，士人讀書不能盡識，……尋常應用三千足矣。四書不同者，二千三百餘字；五經、十三經，遞加二千餘字。童子束發入塾，欲竟其業，慧者亦須曆十餘年，如止讀數年，改操他業，識字有限，類不能文。在婦女，更無論矣。”他又說，如能採用快字“以授兒輩，數日悉能通曉，即以此法傳信往來，幼子八齡亦能以言自達。以此推之，欲習此者，不過旬月之功。貫通之後，得以其餘力暇日，習諸要務。”由此可見，蔡錫勇創案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漢字的繁難，用以掃除文盲，普及教育，代替漢字，沒有提到速記的功用。 　　到了戊戌維新時期，清廷設置咨政院，因開會需要速記人員擔任會議記錄，清政府通過日本駐華使館聘請日本速記學家熊崎健一郎（熊氏曾於1908年著《中國速記術》一書）來華擔任速記教授，培養速記人才，不料遭到拒絕。滿清政府在國外碰到釘子後，只好在國內尋找。當時發現，在北京譯學館的福建學生蔡瑋很少寫漢字，而絕大部分是用一種簡單的符號作記錄，書寫非常之快，經瞭解得知我國早已發明了快速記錄的方法，當年蔡錫勇已經去世，因蔡瑋年紀還小，學業未竟，於是改召蔡瑋的哥哥蔡璋，到北京擔任速記教授，以《傳音快字》為教材，創辦京師速記學堂，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速記人才（約200人）。 　　蔡璋于1903年留學日本，研究了日文源綱紀、熊崎健一郎等諸式速記之後，將其父的《傳音快字》改編為《中國速記學》，於1913年(民國2年)正式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本以速記命名的專著。 　　從清廷設置的咨政院開會起，直到民國的歷屆國會，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學生擔任速記工作，他們記下了大量的速記稿，有的至今還保留在國家的檔案館裏，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料。由於蔡璋主持速記工作有功于文化，民國時期的大總統曾先後頒發給他四等嘉禾勳章及二等大綬嘉禾勳章，並頒發給其父蔡錫勇“有功藝林”的匾額。”　　我國另一位速記創始人和傳播者，名叫沈學(1871－1900)字菊莊(一字曲莊)，江蘇吳縣人，上海梵皇渡聖約翰書院醫科畢業，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窮困不遇的大學生，他英語很好，學生時代就接觸了英語速記。他19歲(1890)起開始研究“新字”，花了五年的時間用英語寫成了《盛世母音》(又名《天下公字》)，這部書由梁啟超作序，先後發表在1895年8月的《申報》和1896年9月7日的《時務報》上。 　　沈學不但有速記的理論，而且還是速記的積極推廣、傳播者，為了推廣和普及他的《天下公字》，他每天下午2－4時在上海的“一林春茶樓”或“徐園茶館”向群眾面授速記。據梁啟超說：“沈學常在星期天到上海的‘一林春茶樓’傳授《天下公字》八小時速成，並宣稱他的《公字》方案簡易的程度在五大洲一切文字之上。”梁啟超曾問他：“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怎樣？”他答：“《傳音快字》符號分粗細，書寫不便，法則也不嚴密，不如《公字》好。”不幸的是，在那國弱民窮的清朝末年，他最後竟流落為乞丐，貧困饑餓而死。 　　五四運動以後，許多愛國的學者群起研究，陸續發表了各種不同方案的速記，約有百餘種。在眾多的速記方案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1917年出版的《張才速記》；1925年出版的《炳勳速記》；1931年出版的《邦永速記術》和汪怡的《國語速記術》；1935年出版的張兆雲的《兆雲平線速記術》；1938年出版了唐亞偉的《亞偉速記學》；1941年出版的郭立華的《易簡速記》；1944年出版的范資深的《範式速記術》和金長風的《長風速記術》；1953年出版的顏廷超的《人民速記》和唐亞偉的《工農速記》等等。解放前的國立復旦大學新聞系、暨南大學新聞系和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都開設了速記課程，速記在我國的新聞界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根據紀念中國速記百周年活動，由中國文獻資訊速記學會史志專業委員會編撰的《中國速記百年史》，把我國速記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 　　１、中國速記的啟蒙時期(1896－1911)； 　　２、中國速記的初創時期(1912－1937)； 　　３、中國速記的傳播時期(1938－1949.9)； 　　４、中國速記的發展時期(1949.10 - 1966)； 　　５、中國速記的停滯時期(1966 - 1978)； 　　６、中國速記的創新時期(1979－1996)。 　　1955年，由陳毅副總理親自批准，創建了我國解放後的第一所公辦的“北京市速記學校”，用國家的力量繼續推廣速記，為中央、地方的機關、團體、部隊培訓了不少專兼職速記工作者。上海、北京、哈爾濱、溫州、重慶、廣州、瀋陽等地的速記工作者紛紛在當地舉辦各種形式的速記學校和速記班，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大力推廣速記學術，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一批速記人才，速記開始為廣大工、農、兵傳播，為社會主義的祖國建設服務。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速記被看成是“密碼”，速記的書籍被看成是“大毒草”送造紙廠銷毀，速記的教師被看成是“間諜”強行改行、改造，速記學校停辦，我國的速記事業遭到嚴重的摧殘和破壞。 　　1979年撥亂反正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的速記學術和速記事業獲得了新生、恢復與發展，速記界也迎來了明媚的春天。 　　1979年10月，在全國政協教育組組長、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先生的倡議和主持下，全國政協教育組召開了在京速記工作者座談會，與會同志就恢復和發展我國的速記學術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後《光明日報》以《速記有用，應當重視》的專題向全社會進行報導和呼籲。1980年5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速記是運用一些簡便的符號和縮寫方法，迅速記錄人類語言或表達人類思想的快速、先進的書寫工具。它既能節省時間，又能提高效率，用途極其寬廣。在我國廣泛傳播和推廣速記，將會使它在實現四化進程中起積極作用。”《中國青年報》和《黑龍江日報》等相繼發表有關速記學術的文章，引起了全社會的重視。此後，全國各省市紛紛成立自己的速記學術組織和社會團體。在各省市速記學術社團組織的基礎上，1988年初，我國第一所全國性的速記學術研究機構“中國華夏研究院速記資訊研究所”誕生，該所由全國速記界15名具有副教授職稱的專家組成。這15名專家是：唐亞偉、張長松、張潮、王宗柏、徐中華、劉源、李金鎧、陶沙、顧可孚、徐仲鋒、姚振生、黃憲東、黎洪基、徐培汀、王正等被聘為研究員或副研究員，任命唐亞偉為名譽所長，張長松為所長。國家級速記研究所的誕生，標誌著我國的速記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1989年3月19日，在北京國防大學召開“中國中文資訊學會速記學會（後改為‘速記專業委員會’）”的成立大會。中國中文資訊學會是中國科協領導下的全國性一級學會，社團法人，自1981年成立以來，與國內外的學者廣泛開展了學術活動，享有崇高的聲譽，速記學會的成立，標誌著我國的速記學術進一步要實現科學化、現代化和規範化，也是我國解放後第一個全國性的速記社團組織。 　　經國家民政部批准，我國於1992年12月26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國速記打字學會”，掛靠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由龐麟任會長和法人代表。 　　經國家民政部批准，我國於1993年7月2－4日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舉行“中國文獻資訊速記學會”的成立大會，21個省、市計2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老一代革命家、原中顧委常委伍修權同志、北京市政協主席白介夫同志、中央黨校秘書長楊培先同志出席了會議。大會期間，我國革命元老薄一波同志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並與大家合影留念。大會決定，派遣“中華人民共和國速記代表團”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出席第40屆“國際速聯”學術交流大會，並申請加入該國際速記組織。大會進行了手寫速記和電腦速記的精采表演，受到與會代表的熱烈稱讚。大會討論並一致通過《中國文獻資訊速記學會章程》，產生了第一屆理事會和各專業委員會，選出了由中共中央黨校副秘書長傅憲斌同志任學會會長並社團法人和唐亞偉任會長、副會長、秘書長的人選，通過推選伍修權、白介夫等同志為學會的名譽會長以及學會顧問、榮譽理事和各專業委員會機構的名單。 　　中國文獻資訊速記學會的成立，是老一輩速記學者、工作者在帶領和團結全國各學派的速記同仁，經過艱苦努力取得的豐碩成果，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我國速記學術鵬程展翅、跨出國門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從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期間，在中華大地上舉行了多次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速記學術交流會議。 　　1、 1986年8月21－24日，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舉行“紀念中國速記九十周年學術交流會”，全國12個省市的27個速記學術團體和教學單位聯合舉辦，共有200 多人到會，日本派出由川口先生為首的5人速記代表團參加會議。 會上進行了學術交流和舉行了“長城杯速記比賽”，比賽結果：上海的徐宏發(男，23歲)《簡易速記》以準確率99.98 ％獲得冠軍；上海的竺芸芸(女，22歲)《簡易速記》獲得亞軍；第三至十二名是：遼寧陳建華、上海王宏忠、北京韓珠璿、上海張建星、遼寧劉梅、溫州金方、江西薑玉、江西饒素華、上海高永娟、江西邱剛，比賽的速度為連續聽寫５分鐘，200字/分×5計1000字，其中前7名的準確率均在95％以上，8～12名的準確率為90％以上。這次比賽共有58名選手參加，最小選手17歲，最大選手58歲。 　　2.、1990年8月5－8日，“慶祝第二屆中國速記節暨學術交流大會”在遼寧興城的遼錦賓館舉行隆重的開幕式，21個省、市、自治區的187名代表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的速記比賽和閉幕式在中共錦州市委禮堂舉行。會議對“GB191 工程”的三個檔進行了熱烈的討論。“GB191”文件是：1)《中文速記正詞法基本規則》；2)《中文速記常用詞語表》；3)《中文速記比賽規程》。這次大會，電腦速記首次亮相：黑龍江的顏廷超、張數玄研製的音形碼電腦速記由劉廣萍和11歲的呂美進行表演；學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陶沙講解了他設計的“人腦電腦速記方案”；由遼寧省委辦公廳的薛來義進行手寫速記後用電腦翻譯漢字的表演。與會代表對電腦“闖進”速記領域，看到了將來速記的發展方向和前途命運。 　　這次進行的“淩河杯速記比賽”共有62名選手參加，代表14種速記方式，年齡最大的61歲，最小的只有16歲，女選手39人。比賽結果，上海的徐宏發再次奪得第一名。徐宏發同志是繼1983年在遼寧省丹東市舉行的“鴨綠江杯”和1986年在北京舉行的“長城杯”速記比賽後，這是第三次奪杯，他創造了全國速記大賽獲得“三連冠”的優異成績。這次比賽的第二至前十二名是：北京柏利、李建華，上海王宏忠，北京劉維娜，遼寧劉梅，四川徐國亮，黑龍江魯晶華，北京王亞玲、劉革，江西饒素華，北京林琳。黑龍江的《亞偉速記》的函授生劉永森和《北方速記》選手徐傑、吳彩雲（黑龍江機械製造學校學生）等人，剛剛學習速記一年後，首次參加這樣的大賽。比賽結果，徐傑以190字/分、劉永森和吳彩雲以180/分的成績分別獲得第15、16、18名；湖北的柯軍華和何志謹、河北的劉春安分別獲得第13、14和17名。 　　集中國速記界多學派的第一本研究速記的理論專著《中國速記學苑》，由學苑出版社出版出版發行向大會獻禮。由於大會是在興城開幕、在錦州進行比賽和閉幕，所以代表們一致認為，這次大會象徵著“速記事業興旺發達，錦繡前程。”副主委陶沙教授在閉幕詞中說：“我們的速記事業要有騎自行車的精神，自行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要一往直前朝著偉大的目標前進；自行車自身並不能‘自行’，而是靠人用力蹬，才能前進……。因此，我們的速記事業要全體速記朋友團結奮力，共同努力蹬這輛大自行車，使之不斷向前賓士。” 　　3、1992年10月16－18日，“第四屆中國速記節暨學術年會”在中共武漢市委黨校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200多名代表、參賽選手參加。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1)協商成立“中國速記學會”；2)商討編纂《中國速記百年史》；3)討論如何開展我國的速記教育和推廣、普及以及速記與文秘學科結合的問題；4)舉辦好手寫速記和電腦速記的比賽事宜。經過長時間的激烈討論，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了《中國速記學會章程（草案）》，討論通過“中國速記學會”掛靠在中共中央黨校，經國家民政部批准後爭取在1993年3月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然後以學會名義申請加入國際速聯。 　　我國的速記事業，在黨和各級政府的關懷、扶植下，和其他改革事業一樣，活躍在祖國的四面八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正在健康地發展中。我們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體速記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奮鬥之下，一個用速記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服務、一個用速記為解放眾多書寫勞動者的書寫勞動強度、提高工作效率和一個速記學術大繁榮的新天地新景象一定會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