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速記應用中的幾個問題

作者：葛繼聖

發佈時間：2006-8-23

速記是一種應用技術，如何應用速記，在應用中存在哪些問題，值得我們去認真分析總結，這裏談點個人的看法。

一、國外重視速記的幾個近例

　　西方國家在有了速記術以後，進入本世紀初，隨著生產技術的發達，人們的交往與社會活動的節奏隨之加快，手寫速記逐漸已不能與之適應，於是發明了速記機（現在還可以時常從外國的電影、電視螢幕上看到員警、司法機關審訊罪犯時，使用速記機記錄的鏡頭）。至於新聞記者、作家利用手寫速記進行採訪著述則仍是常事。

　　當今處於資訊時代，社會活動的節奏更快了，特別在一些發達國家，很多資訊已用電腦處理，有人認為速記與速記機的速度已不能滿足社會活動的需了。事實並不儘然。如 1986 年《參考消息》上的一則美聯社電訊，說的是華盛頓有一家會議記錄公司的雇員，把國家秘密會議的速記稿轉遞給蘇聯特務因而為聯邦調查局所拘捕。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科技事業高度發達的美國，現在也很重視速記的應用。

　　今天在蘇聯和日本，同樣也很重視速記的應用。

“速記錄”一詞，在俄語中具有嚴肅的法律性，蘇共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和重要的學術討論會都使用速記記錄，這些檔還特別注明是“速記錄”（如《蘇聯共產黨第 XX 次代表大會速記錄》、《巴甫洛夫第二信號系統學術討論會速記錄》等）。兩年前發生了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葉利欽，因在一次中央全會上的發言被認為是反對戈巴契夫的改革而遭致解職的新聞，這是戈氏上臺第一次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事後，葉利欽一再否認他的發言含有這樣的內容，他要求公佈他在全會上發言的“速記錄”，讓公眾來評論（此事一直被推延到今年 5 月蘇聯首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蘇共中央才公佈了他在那次全會上發言的“速記錄”全文）。

　　日本的情況同樣如此。

　　根據原日本國會速記師池田朝子女士去年在北京速記協會召開的國際速記學術座談會上的介紹，在日本國會眾議院第一線工作的速記員就有 120 名之多。對於錄音與速記的關係，她說：“記錄稿的校對，現在是聽錄音。雖然有了錄音，但法律上承認的是速記稿，錄音只不過是輔助手段。”據此，我們不妨再以去年日本內閣的一次重大人事更動為例。

　　日本政府原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因在一次國會發言中，竟說當年日本發動對中國的戰爭不是“侵略”，在遭到日本輿論的譴責和中國人民的強烈批評後被迫辭職。後來他在國會全體會議說答辯時，仍竭力為他的發言內容遭到誤解辯白，他要求查閱原來在國會發言時的“速記錄”加以證明。

　　近兩年，在蘇聯、日本發生的上述兩起重大的政府高層人事更動，都是由於對言論內容的解釋發生歧義而出現的，事後當事人都要求根據“速記錄”原文來作出鑒定，從中，我們就不難理解這兩個國家對速記的重視程度了。

二、中文速記的應用情況

　　本世紀中葉以來，由於答錄機性能日臻完善，各種電子語言文字處理設備的普及應用，發達國家的手寫速記應用範圍確已有所縮減。而中文速記的應用範圍，從清末的資政院、民初北洋政府國會、廣州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一直到人民共和國的四十年，始終局限於政權機關內部，而且主要是在中央國家機關一級，至於一般企事業單位、省市以下的政府機關基本上均未得到應用。另一方面，一般人都認為最需要使用速記的是機關單位的秘書和記者、編輯等文字工作者（今天在美國仍把速記列為秘書應會的九種職業技能中的第二項，在香港招聘英文秘書，會使用速記仍是主要的條件，對外國的新聞記者來說速記則是他們基本的職業技能），可是在我國從事秘書、新聞工作的人，會使用速記的如鳳毛麟角。目前少數高等院校的文秘專業、新聞系科也沒有普遍開設速記課，有的效果也不理想，學生對之也並不重視（復旦新聞系，解放前速記曾經列為三年級必修課，現在的新聞學院列作選修課。），因為國家並不要求他們必須會使用速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秘書工作》是一部厚達數百頁的專著，其中談到速記部分只寥寥幾十個字。中文速記的現狀於此可見一斑。

三、中文速記能為文學創作服務嗎？

　　利用速記口授寫作是國外速記應用的一個重要方面（這裏專指文學作品）。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賭徒》是只用 26 天時間，由作家口授給速記員寫成的。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以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達林保衛戰爭為中心題材的長篇巨著《日日夜夜》，是由作家的女速記員根據其口述寫成的。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以描寫中國題材著稱的美國作家賽珍珠女士，一生中的很多作品是在速記員的幫助下完成的。十九世紀英國大作家狄更斯則更是本人精通速記，並直接使用速記起稿寫成了大量的文學作品。

　　從我國的情況來說，完全使用速記記述寫成的書，一部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張才式速記黃昌穀記錄），另外一部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學》，這部學術名著是由已故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用在他早年還是北洋政府的一名速記員時，記錄的粱漱溟的講學稿整理而成。這兩部書應該說是我國早期速記應用的里程碑，但都不是文學作品。“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還沒有哪一部是利用速記寫成的。

　　由於漢字是表意文字，使用速記比較適合於時事政治或一般社會科學內容的記錄，這類性質的演講，記錄下的口語與所構成的書面文字容易一致，而純粹口語化的文學作品（如小說）使用速記記述就要困難得多。這就是為什麼速記教學單位對高年級同學鍛煉速度（包括一些速記比賽）選用的朗讀材料基本上都是時政類檔的緣故。而拼音文字（一字一音語文一致）則沒有如漢字（絕大多數是同音字）那樣有口語與書面文字的差別（這種差別有時甚至還很大）。

　　五十年代初期，我曾就此請教過著名作家巴金、翻譯家姜椿芳，以及上海文聯研究室的同志，他們表示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作家寫作習慣與利用速記密切合作的困難，因為一部小說不可能“一氣呵成”，寫作中，作家有時沉思，有時則文思泉湧，有時需要參照前文重新修改，有時要對某一語詞反復推敲，這些情況都是在邊寫邊改中出現的，如果利用速記口述寫作只有待速記員整理成文字後，作家才能考慮如何修改的問題，這時原來的文思靈感也許已經消失了。

　　利用速記翻譯文學作品同樣有很大的困難。六十年代前後曾經長期擔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長的姜椿芳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學者。解放初期，他在主持上海“時代出版社”工作期間，曾經選了一篇俄文小說口述譯文由我速記，這是一次失敗的試驗。這裏除了前面所講的原因外，還由於俄語的語法結構與漢語有很大的不同，文學作品則更加複雜、口譯的歐化文字應在漢語中如何寫成符號表現，增加了速記的難度。

　　寫至此，想起晚清著名學者林紓譯書的事。林不懂外語，他是請別人口譯原文，由他記錄整理潤色而成。從翻譯小仲馬的《茶花女軼事》開始，他先後譯過英、美、法、德、俄、日等十余個國家作家的名著一百餘種。現在我們不瞭解當時林氏譯書的具體情況，估計是根據口譯者所述，然後再用文言寫成大意，這當是“意譯”而不是“直譯”。但若由此得出一點啟發：“如果一個擅長速記而不懂外文的人，能夠跟那些精通外語而又沒有時間專門從事翻譯工作的人通力協作，不是也能作出象林紓那樣的貢獻嗎？”（金禮林《速記技能概論》）可是從我上面所舉的實例看，想像中的事實際並不一定能做好。

　　再如某些文學作品使用較多的方言語詞（有的還因此成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例如老舍作品中的“京味”），這也使利用速記寫作成為困難。榮獲史達林文學獎，以描寫東北解放區土改為中心內容的著名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使用了大量的東北方言，我曾給某某文學評論家在評介此書講演時擔任速記，他在引述原書東北方言文句時，我的記錄速度就大為放慢，因為那些聽起來拗口而又不熟悉的方言，使我無法立即反映出符號。在晚清的近代文學作品中曾經出現過用純粹的蘇州方言寫的小說（如《海上花列傳》、《九尾龜》），“吳儂軟語”聽起來固然悅耳，可是寫成文字閱讀卻未必“順眼”。寫成符號當然更難認譯。何況我國各地方言中，還有許多語言是無法用（普通話讀音）速符表現的，如果用近似普通話讀音寫出，勢必更增譯認的困難。

　　作我國早期的速記方式中，有根據廣東話、福建話的發言制定的，但是我國方言區域多，為每一地區設計一種速記方案，那是不可能的，也沒有這個必要。所以我對於講話者的方言口語（當然是我所熟悉的）速記時往往就直接寫成書面語符，比如上海人把“我們”說成“我伲”，“遊玩”說成“白相”，我就直接用符號寫成“我們”、“遊玩”。如果按原來的方言口語寫，就會因為這個不慣用的符號在頭腦裏反應思索過程而放慢了記錄速度。

　　某些北方口語詞，為其他地區所不熟悉的，也只能寫成書面詞速符。如“壓根兒”，書面語是“絕對、根本、完全”的意思，文學作品中出現這個詞，北京地區以外的讀者也不一定立即就能理解。也還有北方口語中大量的兒化韻尾，速記時為求簡潔，往往不記，在整理成文時，再根據語意寫出，記錄文學作品就不行。

　　當然，這種記錄的內容仍限於一般性質的，如果為了講話者的特殊身份（往往是大人物）記錄稿必須保持他的語言特點（如毛澤東的湖南腔、陳毅的四川話），則由於速記者經常是身邊的工作人員，熟悉他們的口語習慣，這個困難可能不大。某些專家學者講話帶有濃重的方言，但比起文學作品中的生活口語容易理解。五十年代，我曾給周穀城教授速記過多次學術講演，他的湖南口音聽起來很吃力，但是由於講演的內容是文史哲一類，很多專業名詞可以理解，速記時的困難也不大。

　　當然外國也有方言問題，比如標準的東京話與北海道人講的日語就有差別，莫斯科人與西伯利亞人講俄語也不盡相同，但那只是口音上輕重緩急的不同，不像中國某些地區方言，簡直到了根本聽不懂的地步。

　　我們知道，提高速記的記錄速度，必須使用大量的縮略語符，而文學作品中的方言語詞，卻不可能在事先制定略符，因此中文速記記錄口述文藝作品就比西方國家的拼音文字要困難得多。

四、速記的同音詞問題

　　漢字是單音節漢字，一字一音。速記是用簡單符號記錄語音的，西方國家的速記符號與拼音文字的表音作用基本上一致，而漢語與文字（口語與書面文字）之間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幾萬個漢字（常有的有七、八千個）而音節卻只有四百個，即四百個音節代表了幾萬個漢字的讀音，因此中文速記符號雖然以詞為單位連寫，但同音詞的區別仍是一個很大的困難（雖然速記應用者可以憑藉本人的文化素養——較高的語文水平與豐富的知識基礎推知同音詞在一定的語言環境裏的含義）。張潮同志在《漢語速記的同音詞》論文中，搜集了許多不同種類而又容易產生歧義的同音詞，認為“漢語速記的功能在某些場合會因同音詞的干擾而受到局限”，所以“只要是用表因方式記錄語言的任何一種速記，都無法避免這個弱點”，對於“來源於文字因素形成的同音詞，漢語速記的任何一種方式表現它都無能為力。”由此看來，這個難題不論是拼音式或是一線一音式速記都是無法解決的。因此，陳榮濱同志在《音素化速記》中“凡是用得著文字的地方，它（速記）都能派上用場”的說法，就值得商榷了。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刊載於《速記資訊資料》（ 1998.4.15 ）上的《在日本國會從事速記工作 31 年》是根據一篇速記記錄稿整理而成的，文中就有多處因同音詞造成的錯誤。這篇講話提到日本國會每年歲末審議政府預算前，“大造省要準備稿件，所以大造省的官員新年後就要趕印預算材料”，接著又有“大造省財政工作報告、經濟計畫廳廳長經濟工作報告”等語。這裏的“大造省”顯然是“大藏省”（日本政府的財政部）之誤，“經濟計畫廳”是“經濟企劃廳”之誤，“廳長”是“長官”之誤。日本政府內閣各部叫“省”（它是從我國唐朝宰相辦公處所稱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借用而來），首長稱大臣（相）。各部以外其他內閣分管專業的機構稱“廳”（類似我國國務院的計委、經委），廳的首長稱“長官”（內閣各部名稱有的與其他國家不同，如文部省即教育部，厚生省即衛生部等）。上文出現的錯誤，顯然是因為速記者對日本政府組織名稱不大熟悉，僅憑會上翻譯者的漢語口譯記錄下來的同音（義）詞，整理時又不及仔細查對造成的錯誤。

　　出現這種“技術性”錯誤的機會，雖然不多，但是它卻會造成人們對速記技術與功能的誤解。

　　表意文字結構形態複雜，卻有極其豐富的構詞能力，幾千個常用漢字可以構成無數複合的詞、片語。這就使得一個文字能力較強的人，即使在每分鐘至多能寫三、四十個單字的狀況下，直接使用漢字記錄一篇講話，事後憑藉他的理解和追憶能力，也可以把兩小時的記錄大意敷演整理成一篇數千字內容正確的好文章。相反的，一個文化素養差，即使他具有每分鐘能速記 180 個字以上音節符號的高速度，事後未必能整理出一篇符合講話原義的文章帶，這中間，辨解同音詞（包括符形在高速下的失真）就成為很大的困難。建國以來，由於高級速記人才的難得（這個標準比照現在的條件來說，應該是具備有“速記師”職稱的人），以及社會上對速記效果的誤解，某些重大政策問題的討論、學術講演等，往往就由與會者中文字能力較強的同志事後根據筆記再參考錄音反復播放整理成文，而不願利用速記。所以一個優秀的專業工作者使用速記可以如虎添翼，而對於一個語文根基差、知識水平低的人來說，使用速記則往往反而成為累贅（日本速記員培訓學校把學制定為兩年半，是有道理的）。

五、中文速記發展中的畸形現象與理想

　　儘管一個世紀以來，我國速記事業發展緩慢，應用的範圍又很小，專業人員的數量也少得可憐，可是就已發表的速記方案來說，卻可以說得上是流派紛呈，百花爭妍。據唐亞偉、顏廷超先生的統計，近百年來先後出現的速記方案多達二三百種（雖然它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只是曇花一現，並沒有實際推廣應用），但粗略估計（包括大陸和臺灣地區在內），目前，主要應用的方式仍不過 10 種左右。有些方式名稱雖異，但只是把另一式速記符號的位置變動一下，曲線改成直線、直線寫成曲線而已，談不上有什麼創見突破。只要比較一下英文速記中迄今通用最廣的葛銳格輕線速記，他的創案實施，大約與我國的《傳音快字》是同一時期，翻閱一個世紀以來格氏速記的各種版本，符形基本上未作重大改變。顯然要在曲、直、圓、點等幾種基本線形以外，另找其他幾何形狀的簡單線條幾乎是不可能的。

　　多年來，我國一些速記學者一直熱衷於搞方案的創新出版，卻忽視研究如何去推廣速記的應用。這正如商品的設計者在市場沒有銷路或疲軟的情況下，仍在繼續設計生產並不對路的商品一樣。科學技術的研究也必須像市場規律那樣考慮其需要與可能，盲目生產的後果，必然是積壓與浪費，速記方案的創新也是如此。

　　研製中文速記機是速記界多年來的熱門話題（據悉已有設計圖紙），這大概是受不了“外國有的我們也要有”的說法的影響。發達國家的速記技術從手寫到速記機，大約經過了三百年，目前仍是兩者並存，將來可能發展到電腦速記直接整理成文的理想。前一部分據說國外已有樣機，但仍未能投入實際應用。對於中文速記來說及目前應用範圍極小，而且速記符號與表意文字之間可能達到的一致性，又遠較拼音文字為難，即便製成速記機仍不能解決這個難題，因此，我認為在中文速記的發展中可以略去這道“工序”。目前漢字輸入電腦編碼排版，國內外已有多種成功的產品，在這個基礎上，使中文速記直接發展到電腦程式控制並自動整理成文，應是為期不遠的事。只是在當前對中文速記在應用上可能發展的前景仍未明確的情況下，恐怕很很難集中各方面的力量來進行研究。

六、幾句贅語

　　本文是在接到學會的催稿信後，倉促草就，重讀一遍深感無甚高論。個人從事速記幾將半個世紀，雖無成就，但熱愛之心迄未稍解。文中看法，對某些同志來說，也許是潑冷水。我不敢標新立異，決非異端邪說。多年來，速記界意氣之爭不斷，卻很少在如何推廣速記應用的問題上展開爭論。速記的根本出路在於推廣應用，我很同意陳榮濱同志的意見，今後速記界的徵文應對速記的前途問題多所論述，本文且作抛磚引玉。

　　本文作者現為華夏速記資訊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中文資訊學會速記學會諮詢委員、原上海亞偉速記學校速記服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