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速記發展概況

中國速記發展概況
唐 亞 偉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作為一種快速書寫技術——速記術，早在兩千年前的漢朝就已經萌芽。當時我國文字由“隸書”演變到“草書”，就是為了應付急需而創制的一種快速書寫的簡體字體，實際上就是古代的“速記”。

　　到九世紀，中國唐朝曾經出現一種快速記錄方法，幾乎可以與語言的速度相等。可惜具體的記錄方法失傳了（見英國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第二分冊）。

　　採用簡單符號記錄語言的中文速記，起源於十九世紀末期（ 1896 年），到現在，也有九十四年的歷史了。

（一） 1896 — 1918 年

1896 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正值我國文字改革的切音運動時期，這一年出版的切音新字方案中有三種是用速記符號作為體系：（ 1 ）蔡錫勇的《傳音快字》，（ 2 ）沈學的《盛世母音》（又名“天下公字”），（ 3 ）力捷三的《閩腔快字》。其中最有代表性並正式轉化為速記技術的，是蔡錫勇的《傳音快字》。

　　到戊戌維新時期，清廷設置咨政院，需要速記人員擔任會議記錄，曾求助於日本，未果。以後發現我國早已發明了速記，乃召蔡勇錫的兒子蔡璋，到北京創辦京師速記學堂，為我國培訓了第一批速記人才（約二百餘人）。在辦學過程中，蔡璋曾到日本遊學，研究了田鎖綱紀及熊崎健一郎的速記；回來以後改進了他父親從美國淩士禮速記受到啟發而創制的《傳音快字》，寫成《中國速記學》一書於 1913 年（民國二年）正式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本以速記命名的專書。從 1910 年咨政院開會起，直到民國的歷屆國會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學生擔任速記工作。他們記下的大量速記稿，至今還保存在國家檔案館裏，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料。由於蔡璋主持速記工作有功于文化，民國時期的大總統，曾先後頒發給他四等嘉禾勳章及二等大綬嘉禾勳章，並頒給其父親蔡錫勇“有功藝林”的匾額。

　　在 1896 年以後，陸續發表過很多文字改革方案，其中有十多種也是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新文字的。但有一種值得重視，那就是 1913 年張才（玉階）的《粵音漢文快字》，到 1917 年改編為《漢文快字全書》，分為三冊，第一冊是楷字體，第二冊是改良體，第三冊是加快體（即速記體），這是我國由拼音新字轉化為速記技術的第二部著作。但可惜只能記粵音（廣東話），僅在香港、廣州一帶設校傳播，可是他的《全書》三冊，卻標誌了這一時期的速記發展過程，即由拼音新字——草體——速記。

　　從符形體系上看，這一時期的速記，都是正圓體系，受英文皮特曼速記（ Pitman Shorthand ）和淩士禮速記（ Lindsley Tachygraphy ）的影響較大，同時也受到日文田鎖綱和熊崎健一郎速記的一定影響。這一時期只是中國速記的啟蒙階段。

（二） 1919 —— 1936 年

1919 年，中國歷史上爆發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運動，也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我國速記得到進一步發展。

　　我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全書是經他的秘書黃昌谷全文速記下來、整理成書的，共十六講，十五萬餘字。 1924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主席臺前設置有“速記席”，由張才速記傳人林春華主持其事。這就充分說明，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速記技術曾經作過重要的貢獻。

　　這一時期有四種速記方案可作為代表。

1. 張才速記——這時期張才的弟子林春華，把記粵音的“張才快字”，改編為記國語的《張才快字速記》，因而打破了地域性，向華東地區發展。林氏曾在上海設校推廣。以後徐飄萍、徐炳升、居正修相繼辦班，培養了一批人材，在當時國民黨中央和各機關擔任速記工作。

2. 汪怡速記——汪怡是我國一位語音學家，他以愛國熱情和改革精神，於 1919 年發表了《中國新式速記術》（第一式）； 1928 年又修訂出版了《中國最新速記術》（第二式）； 1931 年再加修訂，又出版了《汪怡國語速記學》（第三式）；到 1936 年進一步簡化，又出版了《汪怡簡式速記》（第四式）。第二式發表後，作者本人就到各大學和職業學校講授，到 1931 年更創立國語速記傳習所在北京推廣，培養了一批速記人才。在北方影響較大。晚年時期，汪怡赴台養病，仍繼續研究速記，在臺灣發表了《汪怡速記第五式》。

3. 炳勳速記——楊炳勳從美國留學回來，於 1925 年發表了《炳勳速記》，並在上海設校推廣。本人還在大學兼任速記課程，對速記事業十分熱心，培養了不少人才。但到抗日戰爭爆發，他把學校遷到浙江麗水，在困苦中卻不幸投江自盡了。

4. 邦永速記——張邦永是一位鹽務工作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歐洲看到速記的重要性，回國以後，便潛心研究，於 1929 年出版了《邦永速記術》；到 1933 年又修訂出版了《國語邦永速記術》；以後為適應長江一帶口音的讀者，又于 1938 年出版了《邦永速記學》。以上三書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因公務在身，無暇辦學，只是靠著作傳播。

　　這一時期，還有陳振先的《天然拼音新字》（ 1921 年）曾在香港推行；趙雅庭的《趙氏國語快字》（ 1926 ）曾在廣東推行；陸衣言的《國語速記術》（ 1925 ），韋應時的《韋氏華文速記學》（ 1928 ）曾在上海推行；劉建中的《建中速記學》（ 1935 ）曾在南京推行。張兆雲的《華文平線速記術）（ 1935 ），廖魯薌的《中文速記術》（ 1937 ），沈志浩的《志浩簡易速記》（ 1937 ）等等，以上三種速記都未見推行。

　　從速符體系上看，這一時期幾乎全是正圓體系。只有張兆雲的方案，是屬於橢圓體系。

　　（三） 1937 — 1949 年

　　這一時期，中國正處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動盪時期。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我國人民遷徙流離，家破人亡，一切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都遭到嚴重破壞。

　　當時速記發展的情況，可分兩個方面：

1.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情況。 1938 年黨中央舉辦第一期速記訓練班，由石磊（張霽中）任教，傳授汪怡簡式速記。第一期二十人，共辦了六期，受訓的共約二百餘人。 1939 年中央秘書處設速記股； 1941 年中央辦公廳成立速記室，先後由王仲方、武承宗負責，主持速記工作。使用速記的範圍，也逐步從延安擴大到各根據地去了。使用的形式，大概有下列四種：（ 1 ）大會記錄中央領導同志講話，如毛主席《反對黨八股》、《學習與時局》、《組織起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關於重慶談判》等重要報告，都是用速記記錄下來，整理成文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諸領導同志的文集或選集中，都有很多文章、報告是用速記記錄下來的。在中央檔案館裏更保存了大批速記資料，成為珍貴的歷史文件。（ 2 ）中小型座談會作記錄。（ 3 ）為稿服務，如《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由負責起草的領導同志口授，由速記員記錄下來，經多次討論修改才完稿的。（ 4 ）記錄志接見幹部或客人的談話。曾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張樹德和新疆統計局局長的張重都曾作過毛主席的專職速記員。許多歷史文獻，都是他們速記下來的。其功勞將與日月永存。

　　速記所以能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充分為革命事業發揮作用，是同中央領導同志對速記的重視分不開的。當時毛主席、周恩來、朱總、任弼時、曾三等同志對速記工作都非常重視。

2. 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這時國民黨中央党部、國民政府一些主要機關都有速記員，主要是張才速記工作者主持其事，其他速記方式的人也有參加工作的。如汪怡式、炳勳式、邦永式、趙雅庭式、亞偉式等等。

　　我是 1934 年開始研究速記的，採用了橢圓體系符形。於 1938 年出版了《規格化亞偉中文速記學》（簡稱《亞偉速記學》）。當時我的創案思想，一是出於愛國心，二是為了革新中文速記。因為我那時所見到的中文速記都是正圓體系的，但發現英文葛銳格式速記（ Gregg Shorthand ）的橢圓體系確實比正圓體系速記的符形流利、自然、美觀，符合手寫的生理運動規律；又考察了葛式速記在美國的普及情況，以及對社會文化所起的作用，因而決心要把這一體系應用到中文速記裏來。書成之後，我曾寄給葛銳格博士徵求意見，得到他的贊許，並回贈了一些書刊。我國語言學家周有光當年在美國見到葛氏時，葛氏還向他提到此事。《亞偉速記學》發表後，我在重慶設校推廣，開始獻身速記事業，打破速記專業化的局限，除了面授以外，還辦理函授。提出的口號是“人人識字，人人速記”，把推廣速記的工作與文字改革運動結合起來；要求我的學生“即學即用，即知即傳”，因而形成了一個群眾性的辦學運動。有很多能人志士參加了這項工作，在各處開班教學。

　　抗戰結束以後，學校遷到上海，我同時在國立復旦大學新聞系、暨南大學新聞系和民治新聞專科學校講授“速記學”課程。

　　這期間，在重慶、上海等地推行速記的，還有 1941 創案的《範氏速記術》（又名《顧範速記術》），創案人范資深，他是一位精通中、英文速記的學者，創辦了中國中英文速記打字學社。在上海還有金長風創辦的長風速記學校，推行《長風速記術》（ 1941 年創案），是一種五級比例的音節制速記，很有特色。《簡易速記》的創案人郭立華，也在上海社班授課，他是《炳勳速記》的革新者， 1941 年創制的《簡易速記》在韻符設計方面對《炳勳速記》有重大的突破。在東北推行速記的還有擅長日文速記的顏延超，他於 1944 年創制《超式速記》，屬於橢圓體系；以後又將三拼改為雙拼，於 1948 年出版《超式國語速記記法》，並在長春大學法學院講授，同時設校推廣。

　　1946 年開始，東北解放區辦了幾期黨政機關速記人員訓練班，由延安黨中央速記室老速記工作者章岩主講“汪怡速記”，為革命工作培養了一批人材。 1947 年在北京辦班推行的還有劉懋陸的《青年速記學》，在上海辦班推行的還有吳江的《吳江速記》。

　　此外，還有一些速記方式，出了教材但未堅持推行的，如徐流、趙士秋、羅穎之、金牧民、馬守釗、冉晉如、張銳光、陶冶、王舞茅、張文生等人的速記方案。

　　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成立了中國速記學會，推徐飄萍為理事長，居正修為副理事長，唐亞偉為監事長。抗戰勝利後，人員分散，此會亦自解體。到解放戰爭時期，南京成立了中華速記學社，選徐飄萍任理事長；在上海成立了中國速記學會，選唐亞偉為理事長，待全國解放，這些學術團體均無形解散，未有恢復。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橢圓體系興起，正圓體系繼續發展；速記已開始向群眾普及，在政治、經濟和文教方面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民間速記事業的發展，仍是十分艱難曲折的。

　　（四） 1949 —— 1976 年

1949 年全國解放，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速記開始了新的歷程，進入到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時期，特別是五十年代前期，是我國速記發展的高潮。由於中央領導的重視和客觀形勢的需要（開會多，學習多），速記學術得到蓬勃發展。

　　這時，亞偉速記學校在北京設立總校，在上海、南京、天津、重慶、杭州、蘭州、哈密、香港等地設立分校、分班。並在北京、上海學校設有專修科，由各機關、團體、企業保送幹部前來學習，為解放後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材，回到中央和地方機關、單位擔任速記工作。同時設立函授部，大力普及速記學術。

　　這時，在北京辦學的還有新中國速記學校（劉拓主持）、推廣“新中國式速記”；牧民速記講習班（金牧民主持），推廣“牧民速記”；在上海的長風速記學校（金長風主持），推廣“長風速記”；中國中英文速記打字學社（范資深主持），推廣“範氏速記術”和史龍式英文速記；在上海和大連的簡易速記班（郭立華主持），推廣“簡易速記”；華東軍政委員會辦的速記訓練班（居正修、徐炳升主持），推廣張才速記；大眾速記學校（趙邦典主持），推廣“大眾速記法”；南京的紅星速記講習班（鄧綱主持），推廣“紅星速記”；武漢的實用速記學校（趙政主持），推廣“實用速記”；聯簡速記學社（夏甘樹主持），推廣“聯簡速記”；溫州的實踐速記學校和以後的溫州速記學校（張長松、張洪聲、朱宗城、金芳主持），推行“溫州速記”；四川省人民政府辦的速記人員訓練班（李中平主持），推行“亞偉速記”；哈爾濱的超式速記班（顏廷超主持），推行“超式速記”；北京速記學校（龐麟主持），推行“中國最新速記學”；青島速記學校（隋兆新主持），推行“隋氏速記”；濟南建業職校速記班（劉清泰主持）推行“亞偉速記”；阜新速記班（姚志民主持）推行“亞偉速記”；廣西南寧應用速記研究班（黃世溥主持），推行“亞偉速記”……

　　這一時期的速記研究工作也出新了高潮，由於斜體式的《蘇聯國家統一式速記》及其“《理論基礎》”傳入我國，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因而許多速記學者投入了斜體式中文速記的創研工作，形成了一個熱潮，我主編的全國公開發行的《速記月報》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宣傳、推薦和組織工作，其中編委顏廷超用力最多，貢獻最大，從此，一支斜體式速記的隊伍開始在我國形成。

　　這一時期各地發表的速記新方案及修訂案，不下八十種，其中包括了各種不同的體系，而斜體體系的方案卻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如《速記月報》的集體方案，以及唐亞偉、顏廷超、閻德勤、劉拓、王金梁、蘇文、趙仁、陽昌明、余慕陶、唐士豐、陳榮濱、王晶、劉越、吳明、張明等人的方案。橢圓體系的方案也占三分之一，其中除了以上已提到的一些認識的方案外，還有劉捷聲、趙仁、陽昌明、周壽齡、王正、葛孚梁、徐培汀、馮天霖、韋新龍等人的方案。正圓、綜合、漢字等體系的方案，也共有占三分之一。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一些方案外，還有居正修修訂的張才速記，張邦永新創的拼音速記，求易速記，趙劍平與趙利壇的音節速記等。以及唐、顏、王正、李思源等人的字母、方位速記等等。就不詳細列舉了。

　　但是“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工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引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形勢反映在教育戰線上，就是民辦的職業學校相繼停辦，因而各地的速記學校陸續結束。民間的速記研究工作，也都受到一定的影響。

　　慶倖的是， 1955 年，陳毅副總理關心我國速記學術，親自批准創建“北京速記學校”，這是我國第一個公立的速記學校。這時民辦的北京亞偉速記學校被迫停辦，將各機關、單位保送來的第十三屆專修科住校學生（四十余人）和一部分教師轉入北京速記學校，仍設立專修班、講習班和函授部，繼續推行亞偉速記，由范立榮、杜堃倉、董增源、冀茂林等負責主持教學工作。同時集體編寫了《速記教材》一書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速記學校又連續舉辦了九屆專修班，為中央、地方的機關、團體、部隊培養了不少專業人才。

　　到“十年動亂”期間， 1968 年，北京速記學校也被迫停辦，“四人幫”把速記視為異端，所有工作人員下放勞動，速記書刊資料全部被毀。我國速記教育事業遭到徹底破壞，幾乎瀕於滅絕。

　　這時，只有中央外交部，由於客觀需要，在周總理維護下，仍然使用速記，並在內部辦班，繼續傳授亞偉速記。當時派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館均有“速記員”的編制，每次外事談判，都必須有速記員參加。例如七十年代初，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潛來我國，為了中美恢復邦交與周總理作了二十小時的秘密談判，雙方都有速記員參加。我方速記員是廉正保和胡鳳仙。 1972 年尼克森總統正式訪問我國，會談中美建交問題，每次接見和會談都有速記員參加記錄。因此，速記在我國外交工作中，一直沒有停頓，而且做出了很大貢獻。

　　（五） 1977 ——現在

　　一、 1976 年，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又得到復興，速記事業也出現了大團結、大繁榮的新氣象。 1979 年，全國政協教育組，在組長周有光同志的倡議下，召開了在京速記工作者座談會，由周老主持，唐亞偉、張潮、劉拓、范立榮、李裕德、董增源、杜坤堃倉、郭東文、費覺敏、張秀斌、張鳳珍、霍豐平、張靜華等二十多位同志參加了座談。會後，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專題報導《速記有用，應該重視》，引起了各方面的關切和反響，為我國速記復蘇吹起了進軍的號角。

　　其發展形勢，可從三方面概述：

1. 速記學術團體紛紛成立。這一事實標誌了各家各式的速記學者、工作者已經在党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這是八十年代我國速記界的重要特點。大家能夠消除門戶之見，聚集在一起，互相學習，彼此協作，集體研究，共同進步。

　　1981 年，北京市速記協會正式成立，這是我國解放後成立的第一個速記學術團體。接著，江西省、遼寧省、黑龍江省、寧夏自治區、雲南省、四川省、河南省、廣東省、海南省……陸續成立了省、自治區級的速記學術團體，上海市也成立了青年速記學會和南市區速記研究組。各省轄市、實現成立速記學術團體的，有二十多個，如湖北省武漢市、大治縣，江蘇省南京市，浙江省溫州市，遼寧省錦州市、撫順市、阜新市、朝陽市，吉林省長春市、白城市、榆林縣，黑龍江省大慶市、泰來縣，陝西省延安市，甘肅省蘭州地區，安徽省合肥市，四川省重慶市、廣元市，貴州省黔南地區，河南省鄭州市，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嘉應（梅縣市）、開平縣……都成立了速記學術團體。其餘還有一些省市尚在籌備，將陸續成立。

　　此外，一些大專院校也組織了速記學術團體，如北京師範大學的速記學社、南京動力專科學校速記研究會、上海大學文學院速記研究會等等。值得高興的是在中國中文資訊學會理事長錢偉長，副理事長陳力為、許孔時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於 1989 年 3 月，成立了“中國中文資訊學會速記學會”，這是中國中文資訊學會的專業委員會之一，也是我國解放後第一個全國性的速記學術團體。在成立大會上，組委會主任李峰院長宣佈：經過協商，由唐亞偉、張長松任主任，陶沙、徐培汀任副主任的三十一名委員組成委員會，負責領導速記學會工作。

　　中國中文資訊學會是國家科協領導下的全國性一級學會，社團法人。自 1981 年成立以來，在國內外廣泛開展學術活動，享有崇高的聲譽。這次“中國中文資訊學會速記學會”的成立，正標誌了我國速記學術進一步科學化、現代化的開始。

　　學術團體的建立，不僅加強了團結，而且學術研究和推廣方面，能夠發揮集體力量，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績，使我國速記學術得到進一步繁榮。

2. 速記教育蓬勃發展。這一時期速記教育的特點：

　　一是充分發揮了社會團體辦學的力量。全國三十幾個速記學術團體除了個別的外，幾乎都在辦教育，設立培訓中心、學校或班，推廣速記學術。加上各地的文教單位，如社會科學聯合會、科技協會、文化宮（館）、青年宮、工會、銀行、機關、科研機構、企業組織辦理的速記教育不下三十多處，連前合共六十多處。

　　二是擴大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的速記教育園地。全國大專院校已有四十餘所開辦過速記班或設立速記課程，如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黑龍江大學、遼寧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分校、上海大學、安徽大學、四川大學、成都大學、華東師大、長春師大、廣州大學、汕頭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深圳大學、中華社會大學、中國培黎大學、武漢大學、江漢大學、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北京煤炭管理幹部學院、貴陽示範學院、溫州師專、類軸師專、黃岡師專、黑龍江公交管理幹部學院、華東水利學院、南京動力專科學校、北京電視大學、上海電視大學、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西、廣東、福建等地的職工大學等。各地職工中專、職業高中、普通中學開辦速記班的也有數十餘所。此外，民辦的速記學校、速記班也有二三十處，確實是盛況空前。

　　三是我國速記教育正向多方式、多學科方面發展。一個學校或一個培訓中心可以同時教幾種不同的速記方式，這在過去是少有的。目前在各地推行的方式不下二十多種，除正圓、橢圓、斜體三種體系以外，還有綜合體系。各種方式又有版本的不同，形式多種多樣，除了手寫速記以外，還有打字速記、電腦速記等等。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此外，各地速記學校正在向多學科發展，除了速記以外，還開辦文書、秘書、新聞、司法等方面的課程，使我國速記教育更加豐富多彩。

　　四是除了面授以外，還運用函授、刊授等形式進行教學。北京、上海、遼寧、吉林、黑龍江、浙江、寧夏、湖北、降息、四川、貴州、廣東、廣西、河北、河南、陝西都辦過函授。南京辦理刊授也很有成績。中央電視臺與北京速記協會聯合主辦了《速記基礎知識講座》（十講、十三次），已向全國播放多次。天津電視臺與南開大學分校聯合主辦的《速記講座》（十講）以及四川廣播電臺與新時代速記學校聯合主辦的《廣播速記函授專業》都是運用最新的電化教學方式推廣速記，其效率和影響是前所未有的。

3. 速記研究工作百花齊放。這一階段的速記研究工作也非常活躍。各地速記學術團體以及學校，印行了一些內部刊物和研究資料，不下三十多種，刊登的論文、史料、資訊，不下數百篇；出版了一些理論和技術方面的書籍，內部發行。國家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公開發行的速記書籍，到目前為止已有二十多種，其中發行量最高的竟達三十萬冊以上。內部和公開出版的速記教材，據不完全統計已有九十多種，其中橢圓和斜體體系的數量在增多，綜合體系的正在興起。正圓體系的仍方興未艾，在繼續發揮其作用。所謂綜合體系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以斜體為主結合橢圓符形，有的以正圓為主結合橢圓符形，有的以字母為主結合速記符號，有的以漢字為主結合速記符號，有的以位置為主加上速記符號（如聲位元式、立體式、座標式、五線譜式）等等，形式多樣。綜合體系的基本理論在於打破固有的速記體系的限制，創制一種新的速記體系。這是值得探索的。此外，速記機械化、電子化的研究也正在進行，有的方案已在實驗與推廣。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也是一幅未來前景的開端。

　　這期間有幾次大型學術交流盛會，十分重要。

　　1983 年 10 月，遼寧省速記研究會，在延安時期老速記工作者，遼寧省統戰部部長、遼寧省速記研究會顧問章岩，延安時期黨中央辦公廳速記學習班教師、瀋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遼寧速研會名譽理事長張霽中的支持下，在丹東展開了“鴨綠江杯速記邀請賽及學術交流大會”，有十幾個省會的代表一百三十多人出席了會議。有各地派來的參賽選手五十一人。北京速記協會理事長唐亞偉、曾經參加國共談判並隨張治中先生起義的袁永竹、曾在國民黨總統府主持速記工作的居正修，這些老人都應邀到會，並講了話。丹東市副市長岑樂豐主持了開幕式，並致歡迎詞。章岩、張霽中兩同志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兩篇講話，不僅對速記在革命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和當前速記界的形勢作了分析，而且指出了團結的方向和原則，要求抵制不正之風，具有歷史性的指導意義。秘書長趙連山負責會務工作，組織進行鴨綠江杯速記邀請賽，評選出優秀名次八名。上海青年選手徐宏發獲得冠軍，遼寧、黑龍江、北京、湖北的選的均獲得名次。

　　1985 年 1 月，北京速記協會在中國顧委曾三同志和王仲方、白介夫等延安時期老速記工作者的支持下，召開了“延安時期老速記工作者座談會”全國各地應邀前來參加座談會的共五十餘人，這些早年從事速記的革命戰士，現在都是各個崗位上的領導幹部，天各一方，很難聚集，這次能歡聚一堂，暢談當年速記工作的情景，進行學術交流，感到特別親切。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副主任康一民、周傑同志特來看望大家，並講了話；中顧委曾三同志，中央黨史徵集辦公室主任馮文彬同志在會上講了話。這次大會由王仲方、白介夫同志主持。河南張樹得、王晉，遼寧張霽中、章岩、天津武承宗，新疆張重，上海沈安娜，黑龍江劉華，山東李長江，陝西馬松林，安徽謝潼關，北京的周昆玉、韓毓虎、薛振聲等同志都作了重點發言。唐亞偉同志也應邀作了《國內外速記發展情況》的講話。會上倡議籌組全國速記協會，並為北京市第二屆速記友誼賽前三名（李超峰、孫衛東、孫學中）發了獎狀和獎品。這是我國速記史上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必將進一步推進我國速記學術的發展。

　　1986 年是我國速記誕生九十周年，為了進一步加強速記界的團結，開展學術交流，由北京速記協會發起聯合十二個省市自治區的二十七個速記學術團體和教學單位，于當年八月在北京中央黨校召開“紀念中國速記誕生九十周年學術交流大會”，並在會上舉行“長城杯速記友誼賽”。

　　開幕式上，延安時期老速記工作者、北京市政協主席、北京速協名譽理事長白介夫同志致開幕詞，大會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北京速協理事長唐亞偉同志作了《我國速記九十年發展概況》報告。接著，國家語委副主任兼秘書長陳章太，顧問周有光，延安時期老速記工作者、中國法律學會會長王仲方，中國社科院應用語言研究所老專家杜松壽，國家檔案局局長韓毓虎，國家經委辦公廳主任齊向武，國務院參事張豐胄，中國人民大學語研所所長王宗柏，北京市社科聯副秘書長李滿義相繼講了話。日本速記協會委派的以川口晃玉為團長，武部良明為秘書長和兼子次生、戶田豐作、荒木章為團員的日本速記友好代表團，專程前來我國祝賀中國速記九十周年誕辰，並進行學術交流。川口晃玉團長在大會上致賀詞，並講了話。

　　全國各地出席代表、選手二百多人，收到學術論文七十多篇，其中不乏創新之作。有二十多位代表在學術交流大會上發了言，許多代表在分組會上講了話，充分顯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況，開拓了同志們的思路，增進了我國速記界的團結。日本速記友好代表團的武部良明教授和兼子次生先生國際學術交流會上作了專題講話，戶田豐作先生當場在黑板上作了日本速記高速表演，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

　　大會舉行了長城杯速記友誼賽，各地來京參賽者五十多位選手齊集一堂，聽寫五分鐘，最高速度為 200 字 / 分，準確率 90 ％以上，評選出十二名優勝者（徐宏發、竺芸芸、陳建華、王宏忠、韓珠璿、張建星、劉梅、金芳、姜玉、饒素華、高永娟、邱剛）。在閉幕式上，陳榮濱同志宣佈了得獎名單，頒發了獎盃獎品與獎狀；張長松致賀詞；日本速記友好代表團也向優勝者贈送了獎品。

　　大會還組織了中日友好座談會，自由結合懇談會，小型展覽會，以及參觀中南海等活動。會期四天，在中央黨校校園裏充滿了團結、友好、緊張、活潑、進取的氣氛。這是我國速記界一次歷史空前的盛會。它對速記學術的推進與提高，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87 年在北京速記協會建議下，成立了華夏研究院速記資訊研究所，任命唐亞偉為名譽所長，張長松為所長，黎宏基、張潮為副所長，聘有研究員、副研究員四十多位。這是我國第一個全國性的速記專業的研究機構。追求的目標是：高智力的人才聚集，高密度的資訊流通，高效益的科技成果商品化。該所 1988 年 8 月在北京召開了“速記革新學術研討會”，來自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的專家、學者、工作者八十多人。其中以本所顧問、研究員、副研究員為主，並邀請各地區速記界知名人士參加。原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華夏研究院院長謝韜，北京市政協主席、北京速協名譽理事長白介夫，原高教部副部長、中國北京教授團主任李正文，延安時期毛主席專業速記員、原新疆統計局局長張重，老區速記工作者原錦州市委書記宇光，原國民黨總統府速記長居正修，人大語研所所長胡瑞昌和前任老所長王宗伯，北京市社科聯副秘書長李滿義和一些來賓一百多人參加了大會。大會採取各種形式進行研討，在手寫速記的理論和方法的革新方面，速記機械化、電子化的可能性和實施辦法方面，關於速記職稱和技能檢定考試方面，關於我國速記教育改革方面集中交換了意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並經全體一致通過，定每年八月八日為我國速記節，以便每年屆時舉行學術活動，促進我國速記事業向前發展。最後，在籌組中國中文資訊學會速記學會工作中，醞釀了初步人選。爭取翌年召開成立大會，結果如期實現（見前）。

　　以上幾次大型學術交流會，在我國速記界確實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我國速記發展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臺灣方面速記發展情況。由於四十年的長期隔絕，知之甚少。僅從少數資料中瞭解一些情況： 1949 年以來，臺灣的速記學術也在向前發展。臺灣國民黨政府各主要部門都有速記人員的編制，以立法院的人數最多，速記長是江浩（前任速記長是許師慎）。其次，是監察院，速記長是楊欣泉，國民大會的專任速記員是劉淑英，都是張才速記的學員。行政院的政務會議，司法院的大法官會議，考試院的考試委員會議，都由專任速記員負責記錄。

　　張才速記是張才速記傳人許師慎傳到臺灣去的。 1950 年在臺北設有張才速記補習班， 1953 年出版《中文速記》（許師慎等編）， 1963 年，他在臺灣電視臺播講中文速記。 1959 年在臺北成立了中華速記研究會。五十年代末期臺灣教育部、教育廳國語推行委員會合辦了一次速記比賽。

　　在臺灣流行的方案有十多種，除了張才速記以外， 1949 年以後，在臺灣出版的速記有： 1950 年 2 月《流線速記學》（唐亞偉、肖林合編。此書我未見到，可能是我的學生肖林在臺灣出版的）， 1950 年 4 月《中群速記學》（鄭中群著）， 1952 年 5 月《汪怡速記學》（五式，王怡著）， 1954 年 2 月《簡化國語速記學》（周玉昆著）， 1959 年 5 月《最新中國速記學》（陳崇茂著）， 1966 年 7 月《實用國語速記》（溫斐君著）， 1971 年 3 月《宗顯速記》（陳宗顯著）， 1978 年《最新實用中文速記自修》（張書春著）等等。此外，早期的邦永速記、世勤速記、炳勳速記、汪怡四式等方式臺灣也有流傳。立法院速記長江浩在文章裏對亞偉速記作了追述：“迨走抗戰發生，政府西遷，敵機濫施轟炸，速記教育乃呈停滯狀態。幸有亞偉速記問世，先後在重慶及上海設置速記學校，印行速記書刊，使速記學術之推廣不致中斷”。在臺灣出版的《中外速記文獻》中，王雲五、陶百川、馬星野、王星丹、王炬、汪怡、白宮速記員羅瑪格式納等均有談論速記的文章。

　　最近由於“一國兩制”政策的實施，臺灣與大陸的關係，日漸好轉。我已收到從日本轉來的許師慎先生來信，上海居正修先生也與許老取得聯繫。 1988 年 8 月，華夏速記資訊研究所在北京召開的“速記與資訊革新學術研討會”，通過了《致臺灣、港澳和海外速記界同胞的公開信》，表示親切問候，並歡迎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回大陸進行學術交流。在 1989 年 3 月，中國中文資訊學會速記學會成立大會上通過的顧問名單中就有臺灣的許師慎先生，希望他在不久的時候，回來與我們一同研討速記學術。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三、由於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國際上速記學術交流也日益開展。 1981 年北京速協接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速記放華旅遊團（一行三十一人），舉行了座談會，進行了學術交流，建立起長期的國際友誼，取得經常聯繫。我們與美國速記協會也取得聯繫，該會前會長納爾生先生曾訪問中國，該會會長赫吉經常寄來會刊，保持友好聯繫。日本速記協會與我國速記界的聯繫更為密切，日本速協前理事長勢渡潔和兼子次生先生起到了紐帶作用。除在我國速記誕生九十周年紀念時，日本派來友好代表團表示祝賀並講學外，我國速記界於 1985 年曾受到日本速記協會的邀請，由唐亞偉、高錚（北京）、顏廷超（黑龍江）、陳榮濱（江西）組成中國速記友好代表團前往日本東京、大阪、京都、神戶、柰良等地訪問。出席了在東京召開的日中友好會議，並應關西大學速記部、大阪日中友好協會、現代中國學會關西支部、速記懇談會等單位之邀，前往講學。參觀了日本國會（參、眾兩院），並在大會堂旁聽了議會辯論發言及現場記錄實況，參觀了眾議院速記者講話所、早稻田速記資訊專科學校，後者是日本川口學園創辦的設備最好、規模最大的速記、資訊專業學校，川口學園理事長就是來華訪問的川口晃玉。在大阪參觀了大阪府議會、大阪裁判所（法院）。旁聽了民庭審訊案件和速記機的實地應用情況，參觀了法院的速記資料庫，瞭解了日本司法機關重視速記的實況。在大阪還參觀了大阪速記服務社和夏普公司，公司副總經理深尾芳秀介紹了日本速記電腦的發展情況，並作了“音聲電腦”的操作表演，展示了速記發展的未來。

　　1989 年，國際速聯舉行三十八屆學術交流大會，已向我國唐亞偉、張長松同志發來邀請信，經中國中文資訊學會速記學會研究，決定派出一個代表團（由唐亞偉、劉源、盧國英、林濱偉、劉坤如五人組成）前往民主德國德累斯頓參加大會。後因團長唐亞偉同志患病未能前往，已向大會表示歉意。只有待諸來年爭取了。

　　此外，我國北京速記協會副理事長、中國華蘭德國際工程技術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張長松，北京速協理事、中國地質科學院高工顧可孚曾多次以個人身份訪問日本、西德等國，與國際速記友人進行學術交流。日本速記學家石村禧行和夫人及其高足池田樹行（《石村中文速記》編著者），還有日本國會速記師池田朝子和吉村美惠子先後來我國訪問，均受到北京速記協會負責人的熱情接待和歡迎，並與他們進行了學術交流。加拿大、巴西等國的速記友人也曾到我國訪問，都受到熱烈歡迎。

　　各省市地方，如北京、上海、南京、黑龍江等地也開展過一些國際速記交流活動，如接待國際速友來訪，舉行座談會、報告會等，這裏就不一一敍述了。

　　總之，我國自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在國際速記學術交流方面，已經大大地邁出了一步，走進了國際速記大世界。

　　綜上，中國速記發展已九十多年，內容實在太多，因篇幅的限制，我只能介紹一個概略，挂一漏萬，在所難免。僅供各位關心中國速記學術的朋友參考，也用以祝賀我國第二個速記節。